“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 ——试论南宋初年延安失陷与“王庶被拘”事件

　　通过一些非正规途径王庶不断获得升迁，但有限的军队资历和政事才能却成为他统兵治军的严重障碍，也难免引起军中部分将领的轻慢。

　　其二，诸路将帅多不服王庶统领。

　　总之，王庶很可能通过个人经营的人际网络取得了战时陕西宋军的最高指挥权。但他资历太浅，担任鄜延帅臣之前并无统军经验，军事才能不足，而且在战败后被提拔。故而诸路将领也对其军令多阳奉阴违，不予服从。如王庶“移文两路，各大举协力更战。而环庆经略使王似、泾原经略使席贡自以先进望高，不欲受其节度，遂具文以报，而实不出兵……庶亦敛兵保险，犹以书约似、贡，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应，贡许出兵四万，亦迁延不行。”其时，四川抚谕喻汝砺也曾说：“今朝廷已专命王庶经制中夏，窃闻五路全不禀庶节制。望择久历藩方，晓畅军事，近上两制，节制五路，招集溃兵，劳徕流徙，式遏寇盗。”

　　因此，南宋中央政府并未考察陕西的实际，未能权衡利弊，致使陕西抗金宋军行动不能协调统一，内部离心分力。而曲端即为其中之一。

　　其三，宋代传统的文武将帅之矛盾。

　　众所周知，宋朝传统以来即逐渐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和方略。邓广铭先生说：“它（北宋）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清人王夫之认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对于将帅武臣防范甚深。宋仁宗庆历时，贾昌朝即上疏指出：“今命将帅，必先疑贰……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长期以来，在军事领导体制中以文驭武、文臣统领武将，几乎形成一种固定的政治格局。文臣逐渐被委以重任，直至以后彻底超越、凌驾于武臣之上。刘挚即对宋哲宗皇帝说:“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

　　长久以来，有才能的武将对无能的文臣统帅即有不满，也缺少正常的诉辩、申告渠道和氛围。如宋仁宗时欧阳修所云：“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文武臣僚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长久地积压，以至形成矛盾，遇到适宜时机，终将突破爆发。

　　其四，地方武将势力之增长。

　　王之望《西事记》云：“端负才，喜犯上”，在襄乐军中，面对上司王庶，“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王庶回答：“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元人亦指出：“曲端刚愎自用，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前文多则史料也记载有曲端违背王庶军令的史例。张宗泰先生也指出“端亦实有跋扈不臣之迹”。因此，诸多史家皆认为曲端不服王庶军令，个人性格刚愎自用，对陕西抗金事业造成很大影响。而“王庶被拘”事件即是此种情境的反映之一。

　　实际上，“王庶被拘”事件也与两宋之际地方武将势力增长有关。“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在金军的强势打击下，南宋的国势异常危急。其时，赵宋中央政权风雨飘摇，对地方控制有所减弱。频繁的战事活动中也使部分地方势力，尤其是武将势力有所增长。远在西北的陕西诸路尤其如此。地方帅臣、武将势力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崛起。金军再次兵临开封后，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匆忙集结陕西的勤王军队。但他的命令并未得到陕西诸路留守帅臣的积极相应。沿边五路中，只有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迅速领兵来会。而泾原经略使席贡、秦凤经略使赵点、鄜延经略使张深皆不至。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很是气愤，“二十有八疏劾之。”鄜延经略使张深这才决定入援，秦凤和泾原也相继派出援兵。前文已论及陕西诸路帅臣也多对王庶军令有所不服。《宋名臣言行录》更指出，“时敌骤至，延安正军才二万，公（王庶）召诸路兵未集，端不出兵为援。”王庶只为其中之一。

　　地方武将曲端的势力在抗击金军的斗争中逐渐增强，他的一些表现又不同寻常——屡次不服从主帅的军令。因此，势必引起深受宋代传统和顽固的思维影响下的文臣集团的反感、不安与恐慌。这些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也势必反映在不同的史书记载中。

　　四、影响

　　总体来说，金军攻陷延安府，南宋鄜延路大部分领土的丧失，对此后宋金双方陕西的战争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庶被拘”事件的发生，无论对于曲端还是王庶个人，均对其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延安的失陷致使金军之战略意图快速得以实现；反之，南宋的陕西抗金局势则愈加艰难。娄室统率金兵征服鄜延路后，又立即挥师北上，从而兵进麟府路。史载：“金人既陷延安府，遂自绥德渡河抵晋宁军。守臣徐徽言遣使约知府州、威武军承宣使折可求，谋夹攻虏。洛索闻徽言与可求合，乃令人说可求，许封以关中地。可求遂降。金挟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因此，金军哎延安战争的成功，对尚在南宋掌握之下的麟府路宋军又形成新的夹攻合围之势，阻断了他们同南宋朝廷的接触和联系。也为其后策反地方实力派折可求投降，在军事上孤立与合围徐彦辉的晋宁军，奠定了战略和军事的基础。最后，徐徽言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英勇牺牲，晋宁军也失陷了。正如“娄室神道碑”所谓：“招降折可求，收麟、府、丰三州及诸城堡。克晋宁军，杀其守徐徽言。”这样，金军几乎控制了整个陕北地区，真正将陕西战场与山西地区连成一片。一定意义上说，金军彻底摧毁了南宋朝廷的一个重要的兵员来源地；此外，也对西夏产生了一定的战略震慑作用。总之，对以后陕西的抗金局势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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