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没有1998年房改 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
七有区别才有政策。一旦有了不同的住房供给渠道，我们就可能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住房"精确"供地。由于政策性住房与城市的真实需求正相关，因此，可以作为其他层次住宅的供地的锚。政府通过调整不同住房和政策性住房供给的比例，可以影响城市扩张的速度。比如，规定每建设10平方米保障住房，可以在商品房市场上推出1平方米住房，来调节城市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规模--城市扩张速度快，商品房可以增加到2平方米;城市扩张减慢，需要去库存，就减少到0.5平方米，甚至暂停商品房供给。
当城市建成后，商品房市场主要的作用，就不再是融资，而是通过交易给没有流通的不动产定价，从而创造信用。一级土地市场上的商品房供地需求，也就随之大幅减少。
住的市场(保障住房)和炒的市场(商品房)分开后，房地产市场就可以重新设计差异的政策--在商品房市场，大幅度减少供地(为防止高估值的不动产市场无预警崩盘，甚至可以暂时冻结市场交易);在保障房市场，则大力增加供地，有需必供，住有所居，实现城市基本住房全覆盖。
同1998年不同，那时城市住宅绝大部分都需要靠增量解决。而今天，通过增量形成"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机会已经失去。现在只能设计不同的制度，将社会上的存量住房改造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1、对于现有的保障性住房，可以通过"共有产权"的方式，将价格还原到购房时刻，然后按照"增值共享"的规则，转让给现有的住户;2、城中村等"小产权"住房，则可以通过每年交地租的办法使其合法化，成为租赁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3、对空置房屋征税，将闲置商品房逼到租赁市场。通过针对存量住房制定不同的政策，就可以在存量基础上，重建多层次的住房体系。
八
1998年后地方政府转向商品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为很多研究所忽视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供应经济适用房激励。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有强大的建设公共住房激励?不是他们的政府更亲民，而是因为低成本住宅会压低新加坡劳动力成本，其收益会从企业税收和就业增加带来的好处中收回。新加坡只有一级财政。整个国家像是一个独立核算的公司。收入从税收体现还是地价体现，对于政府而言是无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