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解放日报记者贾安坤勇为农民争公平敢为改革发先声
事有凑巧，贾安坤那时从报社抽调出来，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作为工作队的领导成员，他带领一个分队去崇明县最东端，相距县城近百里的裕安人民公社工作，他列席三级干部大会，有机会来县城。实际上我与老贾早就认识。1968年我在崇明县新河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后来成为解放日报在基层的通讯员。1971年有次为了送一篇重要稿件，专门乘船过江赶到汉口路274号的解放日报社，第一次接待我的正是贾安坤。以后七八年间，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大学和机关，老贾始终与我保持着联系，忘年之交由此渐渐形成。这次他到县城，很快就找到我。简报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晚上，相邀至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崇明县人民广播站资深编辑吴信忠宿舍聚餐。朋友客地相聚，又有大坛的崇明老白酒伺候，本当高兴。三盏过后，贾安坤仍见我酒兴未起，脸有愁云，问其缘故。我也思忖已久，此事跟县委领导再辩解反映，恐已无法奏效，向亦师亦友的解放日报大记者倾诉，不但在政治上可以得到支持，更有可能在理论和舆论上杀出一条路来。思考既定，我无所顾忌，不但把情况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更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和当前形势的看法说了出来。贾安坤先是眯着眼细听，继而神色严峻睁大眼直盯着我，冷不丁又端起一茶缸崇明老白酒咕噜噜独自干了。稍息不久，忽地拍桌站了起来：宋超，这件事上不能让！你无法动作，接下来的事情由我干。让我再作些调查研究。道理不是在于一个人，而是在于如何对待一段历史，对待政策。
此顿朋友聚餐，意不在酒，完全集中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领会，对实践与真理关系的思考，对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并以此剖析徐文彩这一个作为典型的个体。酒酣意浓情未阑，至午夜11时多方才分手。时隔一个月不到，一条新闻在崇明县引起了几乎是强烈地震般的反响。解放日报在二版右头条，加框发表了署名贾安坤的言论文章《徐文彩该不该戴红花》，此文直面一个事实：崇明县大新人民公社农民饲养员刻苦钻研畜牧养殖技术，经过连续几年艰苦努力，母猪产仔率超过国际水平，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被当地评为先进生产者。但有关上级领导认为，徐文彩在历史上有过问题，不但不应该戴红花，戴上的红花也要摘下来。这是党的政策的正确体现，还是不合时宜的“左”的思想影响？
在文革余毒尚未肃清，大量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左”的思想颇有市场之际，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如此直呼其名，直言其事，直指人心，向“左”字开刀，不能不令人震惊。长期以来不问青红皂白，概以“左”的政治标准评价人、使用人，生死予夺，莫此为甚。“徐”文犹如一声从底层深处发出的极有份量的呐喊，形成“冬雷惊笋”效应，在崇明县的影响可以想见。县委常委会专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看待此事。很多人甚至说，按照“徐”文的观点，看来即使丁玲、潘汉年等人以后也会平反。于此，贾安坤之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解放日报读者的范围，当时在一个月之内，全国各地给贾安坤反映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的信件多达近千封。
当然有个情况也必须提及。贾安坤为了让《徐文彩该不该戴红花》能顺利刊用，在崇明专门打了长途电话给当时顶替老贾负责报社农村组工作的龚心瀚同志。龚、贾两位平日知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十分一致。龚心瀚以后曾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是农村组的负责人之一。贾安坤写了封亲笔信，随稿寄出，要求龚心瀚亲手交给报社分管评论工作的储大泓副总编，陈述实情，力促此事。我不知储、龚两位是如何商议的，以后也未就此事作过询问，但从稿件被突出处理和及时刊用的情况看，储、龚是“徐”文的有力支持者。没有这种支持和力挺，解放日报也不会这么早就发出了如此解放思想的大声呐喊。
然而，事情成因的主要方面还在于贾安坤。基于正确分析形势、把握大局的水平，和政治上的敏锐性，政治上的鉴别力，加之源自于记者责任心的豪情。贾安坤以过人的胆识，于1979年的早春有此举措，这在国内当属先声。
是年十月份，我进解放日报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农村部编辑陆汉度办公桌的一堆材料中看到了那封贾安坤写给储大泓的信，共四张稿纸，信的最后部分，我记得是这样一层意思：此次报社派我赴崇明工作一年，别无个人要求，为徐文彩这个典型所写的言论能够及时刊用，就算我唯一的请求。我是站着翻阅，信纸拿在手中，读到此处，内心涌动不可抑制的震动，手中的信有种轻微的战栗。以至事过30年，我始终不忘。回首当初几人，夜半端着盛有崇明老白酒的茶缸，畅谈其事时，老贾的神情、态度、滔滔雄论、慷慨陈词，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正气和豪情。这是新闻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精神之钙，如果丧失，新闻记者不过也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差使。这一事件在我思想上引起的震撼不小，更受贾安坤为人为文的鼓舞，应有关人士之约，我曾写了一篇反映此事的报告文学《猪棚里的世界纪录》，一万多字，刊于1981年某期《文汇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