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贾安坤勇为农民争公平敢为改革发先声
其三,则是与采访对象交友境界上的深入。贾安坤曾好几次跟我说,他有一个很难改正的缺点,言之为“兵僚主义”。我理解这是与官僚主义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不善于接近领导,不跑领导门子。缺乏那种与领导有工作谈工作,没工作谈情况,没情况谈思想,没思想谈感情的本事。其实,他很长于交际,只是集中在工作采访范围之内。80年代上海的10个郊县及农口系统,贾安坤的知名度很高,各色人等,说有数百名朋友也不为过。他常为朋友工作上的成绩高兴,职务上的晋升庆贺,但似乎更动情于一些处于困境,甚或尚在磨难中的朋友。有几回我问他,昨天到哪去了,他会笑笑,哎,抽空去看看那位老兄了。这老兄正是检查过不了关的时候。要知道,那时候有解放日报的贾安坤赶来看望,政治信息内涵之丰富,是可以想见的。金山县委原来的一位领导,70年代末调动工作,职务属往下走的那一档。贾安坤几次约都是朋友的原报社一位老同事去金山看望,均遭婉拒。对此,贾安坤始终耿耿:那种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人,绝不能交。1983年,我采访过很有创新精神和改革业绩的南汇县惠南镇供销社党支部书记唐继荣,4000多字的通讯,题目为“人生在世”。稿件经贾安坤最后审定排出了小样,临上版面时,当时县委的负责人与唐继荣有意见而不同意,被压了下来。这也是我进解放日报工作24年,唯一没被采用的稿件。时间证明,这种压制是毫无道理的。从那时起,老贾和我跟唐继荣始终保持联系,至2006年4月一天的早上,老唐的儿子唐林森打来电话,告诉我其父病逝的噩耗,我翻箱倒柜用了一个下午,把20多年前几近破损的那篇通讯小样找到,并复印一份给已退休的老贾。第二天,老贾来电,说看了那通讯心潮激荡,一夜无法入眠。他决意要赶到南汇,参加唐继荣的追悼会。也代表我,向当年富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唐继荣致敬、致哀。
事后,贾安坤十分热诚地与《新闻记者》杂志联系,自己配写评论,重新刊发那压了20多年的通讯《人生在世》。老贾的评论强调了那层意思: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到时代实践中去,才能采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同时经受得住时代的考验。
仰天豪情抓新闻
回首当初几人,夜半端着盛有崇明老白酒的茶缸,畅谈其事时,老贾的神情、态度、滔滔雄论、慷慨陈词,深深感受到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正气和豪情。这是新闻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精神之钙,如果一旦丧失,新闻记者不过也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差使。
既政治敏锐、大局在胸,又书生意气、琴心剑胆。我在进解放日报工作之前,对贾安坤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事情的焦点发端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徐文彩身上。
1979年早春三月,崇明县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并邀请部分先进生产者参加。数千人马、浩浩荡荡,集聚在县城,会期很长,要三五天以上。我那时大学毕业,到崇明已工作了二年半时间。这次被抽调到大会简报组,与县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负责每天晚上情况汇总及出一份简报。依稀记得,一天晚上,大新人民公社代表团汇报来的一段讨论发言很精彩。他们有位先进生产者养猪能手徐文彩说了这样一个意思:搞农业生产,不管是种植业还是畜牧业,一定要讲苦干、实干精神,还要讲运用科学技术。他自己多年钻研相关畜牧业技术,使母猪的产仔率近三年远远超过全市的先进水平,去年已超过西德的国际先进水平。
一个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农民作出多么辉煌的成绩,讲出了多么重要的思想观点啊!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仅三四个月之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对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渴望。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我喜不自胜,把当天会议讨论的其他情况均作简要概括,独独为徐文彩的发言作了单篇简报。满以为此报必定会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从而在以后的工作部署中更加突出科学性,讲究先进技术的运用,对十多年农业学大寨所风行的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做法有所修正。简报的活儿虽干到晚上12点半之后,人感觉还是异常轻松舒坦。
虽然得意,还尚未忘形之际,一个重大消息快速传来。上午11时至办公室,人们告诉我,昨天的简报闯大祸了,县委领导认为徐文彩是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简报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学大寨的旗还要不要举!这样的人没有资格戴着红花来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必须立即从会议上清退回去!简报组还讲不讲政治!我一下被闷住了,好在与我合作的县委办的副主任为人比较实在,讲了实话:对徐文彩的背景,搞简报的同志并不清楚;为何让其参加代表团,是公社党委的事;至于出这样内容的简报,他作为审稿者,负有责任。话虽讲到这般田地,但文革遗风犹在,于一位年青的机关干部,政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