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巨型护法神像现身东正16年春拍

　　二是造像下面的岩石形台座。造型奇特，形象逼真，在形态和色彩上充分表现出自然岩石的特质，非常具有个性特点。这一表现形式既符合宋元佛寺和道官流行的悬塑的艺术手法，也符合宋元时期整个中原地区的审美情趣。遍观明代道教神像的台座，大多为方形或多边形造型样式，偶见一二岩石形台座，但造型都过于简单抽象，完全无此像台座不是岩石而胜似岩石的艺术韵味。（图12、图13）

（图12）元代铜镀金道教水将像岩石座

（图13）武当山明代铜五显灵官像之一 高约100厘米

　　三是造像铠甲上的装饰和镶嵌。铠甲下身甲片的边缘饰有双道联珠线，联珠颗粒粗硕，相互排列成线，生动自然，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前后甲片的边沿又嵌有绿松石和红珊瑚，两种宝石成排地交错排列，颇显精致典雅。这两处特征在现知的明代道教造像上都未发现，最具时代特点。它们显然不是中原地区的传统装饰和审美特征，明显受到了当时盛行于内地的“西天梵相”——元代宫廷造像的影响。元代宫廷造像是由元代帝王主导，由皇家御用工匠和皇家造像机构制作的一种汉藏风格造像，大多为铜镀金形式，造像装饰上习惯用联珠纹，也习惯镶嵌宝石，目前发现的许多造像实物可以充分见证了这一特点。而明代宫廷及内地也盛行藏传佛教造像，但镶嵌宝石的习惯骤然消失，代之以铜铸的珠宝，亦不见镶嵌宝石的洞孔。可见，这两处特征虽然非常细微，但绝非简单和偶然，它们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潮流——汉藏艺术交融并进的潮流；而具体到此像身上，它们的出现更非偶然，它们是造像整体造型、结构受藏传造像影响的必然产物，它们与此像的造型、结构乃至严谨规范的艺术表现互为印证，共同体现了此像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和格调，即汉藏融合的艺术模式。（图14、图15、图16、图17）

（图14）元代铜镀金道教水将像正面铠甲上联珠纹与宝石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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