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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经济结构与规模都跟同为中部中心城市的长沙非常相似。那一年武汉的GDP为53.4亿，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5.8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增加值34.5亿，总人口数为567万。而长沙的GDP为56.7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9亿，第二产业增加值33.1亿，总人口数为470万。
在这个时刻，武汉的产业基础跟长沙差不多，武汉算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之一，有一些纺织与炼铁的基础，在文革期间这两个东西也没被破坏干净。长沙则算是当时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军工城市，依托于“国防科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军工产业链。这两个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重工业作为了自己经济发展方向。
到2000年，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武汉已经逐步发展起了从钢材冶炼、重型化工到装备制造、汽车的整条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包括武钢、武重、武锅和东风汽车。而长沙则只搞出一个重型工程机械产业撑门面。2000年武汉的GDP为1206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533亿，总人口749万；而长沙的GDP为715亿，只相当于武汉的5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8亿，只相当于武汉的52%，人口583万，只相当于武汉的78%。经过20年的发展，武汉已经将长沙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进入新世纪的武汉有着非常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与之同时，它有着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他们世代群居汉口，手艺代代相传，识文断字，并有着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再配合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简直是所有企业家心目中的天堂。在中国，能同时实现这两点的城市，除了武汉之外，只剩下一个沈阳。然而沈阳在新世纪之后迅速的走向没落，而武汉则继续突飞猛进，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继续往上下游拓宽产业链。解释造成这种差别的缘由，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在这里，我必须先集中阐述一下，重工业是什么？重工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一方面，它生产工业原料，比如钢铁冶炼；另一方面，它生产工业机械，比如重型机床、大型锅炉。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的眼中，就是傻大黑粗的代表。似乎重工业就必然烟尘滚滚，遍地油烟，工人们进出厂门，都是满身污渍，一身臭汗。然而重工业必然如此吗？它就不能精细化吗？工业原材料发展到后期，就是材料工艺。在新型材料领域的空白状态，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进步的最大桎梏，没有之一。
我们传统的钢铁冶炼业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就能生产特种钢材。2015年中国的普通钢材产量11.2亿吨，基本全都属于严重过剩产业，售价大概在2000元/吨左右，全面低于成本价，钢企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进口了1278万吨的特种钢材，总进口额889亿人民币，算起来单价高达6856元/吨，是国内普通钢材售价的3倍多。老蛮我自己是玩刀的，没事就定制一把刀玩，但是材料从来都只用进口钢材，国产的所谓特种钢，无论号称材料硬度达到多少HRC，都是瞎扯淡的。
顺带说一句，我手上最好的一把刀，用的是日本产的粉末钢，硬度67HRC，面对国产钢材打造的刀具，基本上能做到削铁如泥。至于工业机械领域，发展到极致，就是精细制造，就是三D打印。这方面我们更是想都不要想。以金属加工机床（包括切削及成形机床）为例，国内2015年生产了8.9万台，但是当年度居然进口了9.1万台，比国内的生产量还多。国内的机床主要应用于粗陋型的生产，砸个铁板做个钉子啥的，稍微精细一点的标准件加工，企业们都会优先选择进口机床。三D打印企业，说起来好像我们拥有了很多似的，但实质上，就是从国外把全套设备乃至是原料统统进口过来罢了，国内就是组装和演示了一下，然后就号称自己也有三D打印能力了。这跟掩耳盗铃也没啥区别。
中国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工业化进程，36年过去了，重工业还是个脏笨粗陋的形象。明明发展空间大得要命，往前的空间还多的是，偏偏就是不肯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满足于停留在傻大黑粗的阶段，不停的重复建设脏乱差的工厂，搞得产能过剩得要命。这事儿的原因细究起来，无非就是重工业企业往往都属于所谓的国家命脉，基本上国企都处于高度垄断地位，轻易不容民资涉足。
另一方面，饱受歧视的民资的资金成本都高得要命，确实也支撑不起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长期巨额投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基本上就造成了这个国家的重工业在这三十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进口一些外国的生产线之外，就没有过别的什么原创性的进步。正因为此，在最讲究精细化的集成电路方面，中国基本上全面依赖进口。
2015年中国国产集成电路1087亿块，而进口量高达3140亿块，进口总额高达1.43万亿人民币，要知道2015年中国的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