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多次为中央提供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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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象环生，亲历苏联 " 政变 "
对在莫斯科工作 14 年的盛世良而言，危险，不仅仅是如此。
他到顿巴斯煤矿区，下到 1250 米深的前苏联第二深井，采访采煤工。离开矿区没多久，这座矿井就发生瓦斯爆炸。
这还不算，从顿巴斯回莫斯科途中，盛世良坐在雅克 -42 客机左侧舷窗旁，无意中发现左发动机没有转动。当时误以为三个发动机在降落前要关闭一个，毫不在意。事后才知道，是发动机出故障了。
在苏联工作这些年，所有型号的苏联客机他都坐过，险情岂止一次！坐媒体 " 专机 " 到北极圈采访，飞机刚滑行到跑道上，发动机就坏了！
有一次，盛世良根据新华社安排，去新西伯利亚参加高访报道，像是有什么预感，他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临行前在日记里写道：" 我是好男儿，即便有生命危险，也决不临阵退缩。"
记者外出采访，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盛世良并不认为这是苦，这同 " 三年困难时期 " 半饥半饱地下地干活相比，" 已经很幸福了 "。
1991 年，苏联发生震惊全球的 " 八一九事件 "。他在莫斯科市中心连续采访六小时，向国内发回第一手信息：绝大多数市民不支持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 政变 " 可能会失败。
第二天，他又冒雨爬过重重路障，到叶利钦对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大本营 " 白宫 " 现场采访，率先发回列别德等人指挥的部队倒戈投向叶利钦的内参，证实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失败已成定局。
2012 年盛世良在瓦尔代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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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故意设陷阱让中国记者出洋相
" 八一九事件 " 后，有一天中午，盛世良在办公室接到自称是 " 中国人民友人 " 的苏联人打来的电话，说是当天下午，莫斯科红场将举行 " 拥护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 " 的游行。
盛世良就去现场采访了，果然，红场上好几百人举着巨幅红旗、标语、列宁和斯大林画像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游行。
作为记者，当然都喜欢这种现场感的新闻！于是他赶紧拍照，但越看越感觉不对劲：怎么游行队伍里的人穿的是四五十年代的时装？再一看，怎么有人在摄像？还有个 " 斯大林同志 " 站在旁边看热闹？那是他认识的亚美尼亚族特型演员萨基扬。
原来，这是在拍电影！是有人不怀好意，打电话想让中国记者发假新闻，出洋相！
盛世良退休后引吭高歌前苏联歌曲《三套车》（新华社桑全利拍摄）— 6 —
6 次与普京同桌共餐
回首往事，盛世良说自己是 " 不幸中的幸运儿 "：" 在我求学的时代，中国非常在乎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和社会关系。我有不少中学同学，论品德、论学习、论知识，远胜于我。考大学时，可惜不少好青年被残酷的政审拒之门外。个别人即使侥幸进了大学，到毕业，也难以分配到新华社这类核心要害部门。"
" 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1960 年入学的百名学子中，毕业后以俄语为职业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中终生不离俄语的恐怕不到十指之数，我就是其中一个。"
30 多年前，盛世良曾采访过少年时给大作家托尔斯泰做过菜的俄式大菜厨师泰斗，说：" 您都一百岁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享清福啦！"
老先生拍拍盛世良的肩膀说：" 我喜欢给人做饭，爱听顾客吃完饭夸我的手艺！对我来说，这就是享福呀！"
2002 年，盛世良退休，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他写的调研稿，数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苏联记者的翻译，当过新华社《环球经纬》电视节目主持人。
2004 年，他作为学者，被俄罗斯新闻社推荐参加普京倡导的非政府组织 " 瓦尔代俱乐部 "，这个组织专门邀请由全球的 " 俄国通 " 每年开一次会。
俱乐部年会上，盛世良六次与普京同桌共餐，并有机会就中俄关系和俄罗斯内外政策问题向普京求教。2016 年，盛世良与两名俄罗斯学者和一名美国学者一起，获得 " 瓦尔代贡献奖 "。
"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终于能用不甚流利的俄语参加国际问题学术讨论，对话俄罗斯领导人了。" 盛世良谦虚地说。
何谓幸福？
英国人说：阴雨连续的夜晚，坐在暖融融的壁炉边，膝盖上搭着毛毯，读莎士比亚，这就是幸福；
法国人说，和金发女郎在加那利群岛共度一周，然后好合好散，这就是幸福；
苏联人说：半夜克格勃敲门：" 伊万，你被捕了！" 我说：" 伊万不是我！伊万住隔壁！" 这就是幸福。
幽默豁达的盛世良比他们更幸福：拿着比俄罗斯朋友（1978 年他的工资十倍于盛世良）多五倍的退休金，坐着免费的空调公交，逛着不要钱的颐和园（65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作者注），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才叫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