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地图和出土文献所见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关问题考述

　　摘  要：本文以传世的刻本《西夏地形图》和俄罗斯所藏手写本《西夏地形图》与黑水城出土的俄藏文献Дх.2822《字书》中相关的北宋与西夏分界地区的地理、地名、历史等问题进行对比分析，以研究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文化问题，对北宋时期陕北地区和西夏之间的相关地理、历史问题进行考述。

　　关键词：《西夏地形图》  写本  字书  陕北

　　一、二个版本的《西夏地形图》

　　1.刻本《西夏地形图》

图1:《西夏纪事本末》

 

　　《西夏地形图》收录在清代学者张鉴光绪乙酉年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见图1 ），称此图抄引自旧本《范文正公集》。 图中详细标注了宋人所绘西夏的地形与地理，对北宋陕西五路和西夏边境接壤地区的交通道路、军事寨堡尤其描绘得十分详细，此图自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研究北宋与西夏历史文化问题的学者们的重视和利用。1985年，陈炳应先生对《西夏地形图》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地图的来源与地图绘制的大体年代。他通过对《西夏地形图》标出的21个州与史籍所载西夏初期的19个州相比较，对西夏州的建置进行了考证后，陈先生认为《西夏地形图》的绘制是以北宋末年宣和年间，具体说是以1119-1120年间的宋、夏疆域为主要依据的。 1992年，黄盛璋先生检索文献，从明万历刻本《宋两名相集》中找到了与《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完全一样的地图，结合地图及相关文献分析，推定《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的母本（底本）应该出自于宋大观二年（1108）所绘的《西夏地形图》。这就说明，在明刻本《西夏地形图》出现之前，在宋代，曾经有过一个广为流传的写本西夏地图的存在，而且宋人写本地图上应该不会有“西夏地形图”这样的标题，此标题当是宋以后人翻刻宋人写本西夏地图时所添加的。

　　2.俄藏写本《西夏地形图》与出土写本文献Дх.2822《字书》

　　（1）俄藏手写本《西夏地形图》。1959年，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在《东方国家和民族》中发表《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手稿》一文中刊印了一幅写本地图（见图2），与清光绪乙酉刻本《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的《西夏地形图》几乎相同。1992年，黄盛璋先生认为藏于原苏联的写本《西夏地形图》源出于清徐松《西夏地理考》稿本，地图是由学者沈垚抄送给徐松的，但黄先生没有给出有力的文献证据，恐怕只是一种推测。2005年，胡玉冰先生对克恰诺夫的博士论文《唐古特国家史纲》中所附《西夏地图册》的介绍表明，此地图册完全是手绘，共有13幅地图、19页纸张，只有《西夏地形图》没有标题，而其他12幅地图都有图题。那么，写本《西夏地形图》如何从中国流入到前苏联呢？一种看法是，俄国人斯卡奇科夫在19世纪末从中国搜罗去了一大批图书，这批图书古籍曾经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见到，故伯氏在《俄国收藏若干汉籍写本》中曾经提到过一种写本西夏地图，他认为该地图也是从《范仲淹文集》里抄绘出的。但到底斯卡奇科夫从中国何地搜集到的写本《西夏地形图》，一直都是一个疑问。由于不知俄藏西夏地图册由何人所绘，也不知道其摹绘的地图底本的来源，因此俄藏写本《西夏地形图》也许有别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按照上述学者的推断，如果俄写本地图真是源自于传世的明刻本《范仲淹文集》中的原有地图的话，那么，写本地图不应该出现与刻本地图较大的差异。但实际上，写本地图与刻本地图最大的不同，写本地图在右侧卷首并无“西夏地形图”的题名。另外，作为手写本，即手绘地图，与刻本地图相比，有许多写本特征。比如，明刻本地图中无东西方向的标识，却在写本中被人为地添加了；写本中多俗体字；写本中多传抄致误的情况；但是，明刻本地图中的许多原始西夏地名的错误，却在写本地图中都得到了改正。写本地图的特征表明，似乎是写本地图更准确，更能保存了前代文献的原貌，它也许源出于一个时代更早的宋代地图写本。

 

　　图2:俄罗斯藏手写绘本《西夏地形图》

 

　　（2）俄藏Дх.2822号出土写本文献《字书》。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蝴蝶装，共19页，首尾各残存半页。全文以浓墨楷书写成，纸上的竖折线极为鲜明，推测是将一页大纸平均折分为两面之后再进行了抄写，而且无装订痕迹。每页书写约14行，每面(半页)7行(首残半页，写8行)，以二字词语为主，每行5列，书写5个词语。其体例是以同类或相近的事物名称分类，与中国古代的识字读物《急就篇》等非常类似，故研究者定名为《字书》。该出土文献的编排，现存二十部，其主要内容是：

　　[汉姓名第一]、蕃姓名第二、衣物部第三、斛斗部第四、果子部第五、农田部第六、诸匠部第七、身体部第八、音乐部第九、药物部第十、器用部第十一、屋舍部第十二、论语部第十三、禽兽部第十四、礼乐部第十五、颜色部第十六、官位部第十七、司分部第十八、地分部第十九、亲戚长幼二十(下缺)

　　1963年至1967年，俄国学者孟列夫试图对原苏联俄罗斯原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进行甄别，先后出版了《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Дх.2822就出现在后一叙录之中。1978年，黄振华先生在综述《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中对Дх.2822的研究概况予以介绍。国内最早对Дх.2822进行校录和研究的则是史金波先生，他对文献的定名及发现地点、写本时代都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孙星群、李小荣、刘晓明对Дх.2822 中“音乐部第九”里出现的“杂剧”一词进行了考证，三者对发现地点、写本时代的看法都不相同。此后，马德先生也对Дх.2822“字书”全文录文，并与英藏敦煌文献S.610《新集时用要字》的内容、编写体例作对比，对写本的定名与发现地点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李应存等对“字书”“斛斗部第四”、“果子部第五”、“身体部第八”、“药物部第十”中的医药知识进行了研究述评，根据书中“葉”(叶)字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推测为唐代中晚期以后写本，并赞同马德主张的Дх.2822是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文献的观点；文志勇则通过“字书”中透露出来的丰富的信息，对西夏的纺织、农牧、水利、酿酒进行了论述，以研究西夏社会的发展状况。由于俄方早期将黑水城搜集品与一些敦煌莫高窟搜集品、少量新疆搜集品完全混藏在一起，根据孟列夫的介绍，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国古代的文献主要是奥登堡1914—1915年间领导的俄国西域考察团带回来的，其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写卷，是奥登堡为首的1909—1910年第一次吐鲁番考察团带回来的。还有部分写卷，是驻乌鲁木齐俄国总领事H. H. 克罗特科夫于l909—1910年收集的，以及C. E.马洛夫的和田考察团带回，交给该研究所文献馆的。但是，收藏的文献除少数写卷以外，不登记来源，也没有另外编号的记载。”导致不少文献出土地点不清，Дх.2822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致使它既见于《俄藏敦煌文献》第十册，又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出土在哪个地方，但是俄藏写本《字书》中出现的相关西夏与宋代边界分界地区的地理、地名，却有助于对北宋时期陕北和西夏的相关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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