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地图和出土文献所见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关问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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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绥德城(军)在《西夏地形图》上有“绥德城”与“绥德军”。绥德城原属绥州,在西夏立国之后便和夏、银、宥等陕北诸州被西夏所占据。直到宋熙宁三年(1066),北宋名将清涧城守将种谔,采取巧妙的间谍策略,使西夏大将叛变进而率军收复西夏占领的绥州,并在此大修城池,而将绥州改名为“绥德城”,后北宋陕北地方政府在1099年正式在此地建立绥德军。三、西夏地图和出土字书反映的宋夏相关历史文化问题1.北宋绘制西夏、陕北地形图用于军事目的北宋初,由于党项建夏国对抗、侵宋,宋要防御西夏的进攻,就要了解夏国的国情、军事、地理等详细情况,于是便催生了描绘西夏境内地理、地形的地图的需要。因此,宋夏对峙的边疆前线上的将领及文士,都开始重视地图在御夏战争中的重要性,有意识地通过熟悉西夏境内山川、地理、交通的人士搜集关于西夏的各种情报,然后绘成地图,大量抄绘给边方将领。这就是流传于后世的《西夏地形图》的原始写本存在的重要原因,当时肯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写本地图。史载,宋将曹玮、张崇贵曾经献给朝廷《泾源、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此图由于资料详尽,描绘山川地形、州军城寨极其详备,“华夷山川险固、出入战守之要,尽在是矣”,而被颁赐于宋夏边境,广为流传。另外,曾任陕西转运使的郑文宝,如转运粮食到灵州去,必须要厚礼贿赂灵武大路上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以金帛啖党项酋豪子弟”,与之搞好关系后才能顺利通过灵武路。《宋史》载“(郑)文宝前后自环庆部粮越旱海入灵武者十二次。晓达蕃情,习其语,经由部落,每宿酋长帐中,其人或呼为父。”由于郑文宝曾经多年实地调查河西陇右地区的地理与地形,多与当地蕃族交往,了解交通道路、部族等直接的、第一手的情报,因此,他后来撰成《河西陇右图》上给宋廷。元丰年间,延州知府刘昌祚进献给宋廷《鄜延边境图》,将鄜延路宋夏边境七百里之间的山川地理形势、军事寨堡等情况详细绘成地图,而且提出了耕垦训练、战守屯戍的具体战略和实施方案,为后来宋夏之间在鄜延路的军事攻防上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价值。综上所述,北宋政府有意识地绘制西夏和陕北边境的地理地形图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和西夏的军事战争的需要,而且将此地图大量地抄写、复制给陕北边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这正是传世的《西夏地形图》,无论是写本还是刻本,都有一个宋代的写本母本《西夏地形图》,故二者能够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2.《西夏地形图》与出土《字书》所见北宋陕北与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北宋时期,陕北地区与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往来靠和是灵武路。灵武路是泛指从灵州通往关中内地的驿道,晚唐至北宋初期基本上有三条道路:其一,从灵州出发,沿环州(今环县)青冈峡至庆州、邠州至中原;其二是溯清水河而上经萧关至渭州(今平凉)、泾州一线至关中;其三是沿从灵州出发,沿黄河东进,经灵州、洪州、宥州、延州(或灵州、夏州、银州、延州)的“鄜延路”而南下至关中。北宋初期,以“灵环路”为沟通关中与灵州的主要交通大道;但在西夏建国之后,不以唐五代灵州为都,而以兴庆府为国都,因此,北宋中后期,关中经陕北通往西夏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却是以鄜延路为主,这条大道在《西夏地形图》上被标注为“国信驿路”,是北宋与西夏之间通使往来、国书交驰的主要交通大道,就是因为北宋后期,北宋与西夏主要对峙的战场主要在陕北东部的鄜延路上,而这条路在《西夏地形图》上也被标注是“夏人犯边要路”,是指西夏立国之后屡以此路为突破口侵犯北宋边境。《宋史·范雍传》中称,延州知府范雍上书朝廷“延州最当贼冲……贼出入于此”,后来正是在范雍等人的建议之下,及宋夏战争交锋的实际后果,使北宋政府在陕北延州地区边境上大量地修建防戍设施,故使鄜延成为北宋陕北地区的军事重镇,与《西夏地形图》上所标示的宋夏边境上密密麻麻的边境寨堡戍城的景象是一致的。鄜延路代替传统的灵环路成为北宋的“国信驿路”,就是北宋陕北东部战线重要性上升的一个体现。另外,在《西夏地形图》上还有一条从西夏通往契丹(辽国)的“东北驿路”,这条道路从灵州起始,在黄河南岸,西起马练驿、奈里平、乞罗驿(这二个小地名都在出土文献《字书》里面得到验证),东到横水驿,经过12个驿站而到达契丹境内,故也被称为“契丹路”。这条驿路的东北段正处在陕北河外三州:丰州、府州、麟州地域之内,从《西夏地形图》上可见有从麟州、府州都有通往这条驿路的交通道路存在。由于这条驿路主要穿越沙漠之中(今毛乌素大沙漠),沿路缺少水源,补给极为困难,故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贸易路线,但却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出奇不意的军事路线。1042年,西夏国主李元昊率军向东进攻陕北孤悬于黄河河套之内的丰州、麟州、府州时,就沿此路攻陷了丰州,进而威胁府州、麟州,经过府州大将折继闵等人的誓死抵抗才击退了西夏军。当时张方平曾上书建议“请屯重兵于河东(今山西太原),示以形势,贼入寇,必自延、渭(而来),其兴州(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巢穴之守(必空)虚。我师自麟、府(二州)渡河,不十日而可至(兴州城下)。此所谓‘攻其所必救’、‘形格势禁’之道也”,张方平建议宋廷,应在河东太原府屯驻重兵,一方面可以渡黄河而驰援河西丰、府、麟三州;另一方面,当西夏军队从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而大举进攻陕北时,其国都必然空虚,此时,宋军重兵经定羌军(今山西保德县)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从府州、麟州二个方向,沿着这条出奇不意的“契丹路”,穿越沙漠,再次渡过黄河,直攻西夏国都,则必然会调动从灵武路上进攻陕北边境的西夏军队回撤,进而消灭其有生力量。张方平的计策虽好,与战国时期孙膑兵法里“围魏救赵”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宋朝军队苦于无好的战马,一没有强大的骑兵集团,二缺少穿越沙漠的必要后勤补给而放弃此计策。待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宋廷计划兵出五路进攻西夏灵州时,其中一路即由并州知州王中正率军从河东太原渡河西进,经府、麟二州沿此“契丹路”而进攻西夏,也是因为此路途程遥远,又要穿越无垠广阔的大沙漠,后方运饷补给十分困难,最终导致军粮不继而中途失败而返回延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