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地图和出土文献所见北宋时期陕北历史相关问题考述

　　二、西夏《地图》及出土《字书》中的陕北地名及历史

　　经过将俄藏出土写本文献《字书》中出现的地名与传世《西夏地形图》的地名作对比，尤其从出土写本文献《字书》“地分部第十九”看，绝大多数地名都在西夏疆境内，尽管也有少部分地名原属北宋陕北地区，但都能够与现存《西夏地形图》中的地名（尤其是一些小的地名，二者竟然完全一致，详见下文）能够互相验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证明《西夏地形图》确实是源出于宋代的一个写本地图。现将出土文献《字书》中出现的西夏、陕北地名，录文如下（见图3）：

　　灵武、保静、临河、怀远、定远、定边、西京、山人、大内、新内、火子、新衙、甘泉、甘州、肃州、鸣沙、沙州、盐州、污池、龙池、宁星、峨嵋、威州、左厢、督府、黑水、三角、瓜州、五源、隆州、卧啰娘、啰税火、啰痝领、移门、骆驼巷、骨婢井、龙马川、廼(乃)来平、三乍桥、麻點傩(滩)、贺兰军、光宁滩、安化郡、东都府。

　　上文中出现的“宁星”、“定边”、“左厢”、“龙马川”、“三角”，都属于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地名，现结合《西夏地形图》，将与之相关的陕北历史问题考述如下。

 

 

　　1.宁星

　　关于“宁星”，在《宋史·食货志》中有如下记载：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西夏）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西夏）通市。又二年(熙宁四年1071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而麟州复奏夏人之请，乃令鬻铜锡以市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西北岁入马，事具兵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仁宗时期；卷249、卷315神宗时期都记载了这个位于宋代麟州（今陕北神木）境内的小地名，它要么与西夏求通“宁星和市”相关，要么与宋夏边境之争有关：

　　（1）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会西人数遣人求通宁星和市，（知麟州张）继勋使（康）均等以此邀之。其把关太尉曹勉及管勾和市曹勍谓（康）均等曰：‘若通宁星和市，其麟府疆界请一切如旧’。经略司令诣保安军（今陕北延安）自陈。未几，果诣保安军，朝廷以为疆界既如旧，乃许之”。

　　（2）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西夏与宋和议之后形势缓和，“河东经略、都转运司言，‘同相度乞罢创置吴堡，其宁星和市依旧开通’，从之。”

　　（3）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延鄜路经略使沈括与北宋名将种谔密议主张出轻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进攻西夏，种谔先出兵于绥德城，沈括命令张世矩等人率领麟州（今陕北神木）、府州（今陕北府谷）兵马会集于宁星和市，以配合种谔进攻西夏的银州（今陕北米脂）、夏州（今陕北榆林）。

　　上述传世文献记载表明，宁星是北宋时期陕北地区与西夏之间主要的和市榷场，大概的位置在宋代麟州辖境之内（详见下文），是个重要的边境据点。由于宁星地理位置向东更靠近资源丰富的河东路大镇并州太原府，故其地商品丰富，除去保安军榷场之外，是宋代陕北地区东北部边境与西夏进行和市贸易的一个主要榷场，当然也是双方军事斗争的一个前沿据点。“宁星”这个不起眼的陕北小地名，竟然还与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屈野河之战”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宋夏“宁星和市”的关闭与开通，竟然还成为当时宋夏战争与和平发生转换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原来，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时，宋夏首次议和划分边界时，在麟州礼宾使张继勋的亲自咨访调查当地居民后，认定宋夏东部边境当以屈野河以西70里为界。在此之前，北宋麟州地方官员已经将边界从屈野河西后退了约50里，而在屈野河边修筑了横阳、银城、神堡三个军寨，领兵戍守，成为实际的边界。由于麟州地方官员一再忍让，息事宁人，不想再生战事，故禁止麟州百姓到屈野河以西去耕种，却放任西夏军民不断蚕食侵耕水资源丰富的屈野河流域以西的土地，致使西夏不愿放弃既得的土地，不承认原来的边界，反而扬言说“西夏战马所践踏的土地即属西夏”。到嘉祐二年（1057）时，当北宋与西夏再次和议商划边界时，北宋麟州知州张继勋抓住西夏数次要求在宁星开通和市的强烈要求，谋划与北宋内使康均等人以此为要挟条件，要求西夏恢复到1045年战前的麟州边界。同时，西夏边境把关大将曹勉和负责管理和市事务的曹勍等地方官员，为了不丧失与宋进行榷场贸易的经济利益，欺骗性地提出北宋政府如果在宁星开通双方和市，那么，麟州屈野河以西被西夏侵耕的土地将归还给宋，将双方边界保持在1045年和议划界之前的局面，即承认麟州边界在宋境内70余里的条件。随着1057年宁星和市的开通，直接导致了担任并州司马的司马光等人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议，谋划在屈野河西20里（即西夏欺骗要归还给麟州的被侵占土地）新筑二个防守的寨堡，以作为防卫西夏侵耕的据点的实际行动，进而为后来宋夏发生“屈野河之战”留下了种子。结果宋军将领郭恩、武勘盲目率军孤军深入攻击兵力占优势的西夏守军，结果在“断道坞”遭到西夏军队的埋伏，导致宋军巨大失败，致使河东经略使庞籍、下属司马光等人受到牵连而被贬官问罪。

　　以上史实表明，宋夏之间，在麟州屈野河耕地划界谈判纠纷期间，宁星和市成为一个重要的谈判法码，宋麟州地方官张继勋以宋不开通宁星和市相要挟西夏一方，才使西夏一方暂时放弃了对屈野河以西土地的边界领土要求。不久之后，当宋夏发生“屈野河之战”后，虽然北宋地方政府在军事战争中失利了，但北宋抓住西夏经济严重依赖于宋朝这一致命弱点，庞籍等人向宋朝廷建议：“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河东经略使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没藏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庞籍提出完全停止宋夏之间的互市贸易，包括宁星和市在内，断绝西夏从事战争的经济资源来源，并进而影响到西夏境内百姓的日常生活，“虏仰吾和市，如婴儿之待乳”，使西夏不得不停战而求和市。史称，由于北宋断绝与西夏的和市贸易，致使西夏境内“尺布可值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军队“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畜”，老百姓饮无茶，财用日乏，怨声载道，使西夏不得不暂时停止侵耕宋地，转而要求重新开放宁星等地的和市榷场，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无独有偶，宋朝有识之士张方平也曾上书宋朝“元昊为寇三年，虽连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其意也在于利用“经济封锁”政策以围困西夏，使西夏发生经济困难，不得不停止战争而转向寻求和平贸易往来。由此可见，宁星和市在宋夏战与和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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