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羌融入陕北人中的涵化过程

　　以长城为象征和纽带，形成了以“融合”为精髓的陕北融合文化。这种融合文化从地域上说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人类学上说，是中华大地各族人民互相交流，通婚，甚至争夺，彼此消长最频繁的地区；从血缘、血统关系上说，是形成中华民族的摇篮。陕北人就是这种各兄弟族融合的结晶。

　　一、陕北人在各族人民血统渗透和融合中形成

　　据报载，关于古人类进化又有新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进化的新模式：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大意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60多处古人类化石地点以及千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各时期古人类化石均具有面部骨骼扁平、鼻梁扁塌，眼眶呈长方形等共同特征，而与欧洲古人类相较，虽有相似者，但总体而言其众多特征并不相类，故可推测中西方人类基因交流量不大。反之，中华民族则在不断交流基因的杂交中连续进化。1(1李斌∶《科学家提出中国古人类进化新说》，《北京日报》1999年11月15日)这是对中华民族在不断交流基因中进化的论断。以此说明陕北人的形成和进化是更为切贴的。

　　形成陕北人的首要因素是种族融合。民族杂处交汇的结果，必然带来相互通婚和远缘生育，有着血统的互相融合渗透。事实上，现今的陕北人，是在经过复杂的种族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可以把他们说成是“胡化”的汉人，也可以说成是“汉化”的少数民族，亦即炎黄子孙的后代。榆林地区是原始人类栖居生息和繁衍之地，也是创造原始文化的密集区。考古发现，从距今五、六十万年的“蓝田人”到距今三万五千年的“河套人”创造的“河套文化”，说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确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古文化的发样地。特别是“河套人”，他们的体质特征虽还有原始性，但已经比北京猿人进步而接近于现代人。中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沿神木、榆阳、米脂、绥德、吴堡一线散布更多。近年来发现的石峁遗址是陕北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也是中国已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该处发现的石峁遗址玉雕人头像、石人头雕像就充分显示了当时陕北人的形样。处于北纬38度左右的榆林以及东西走向的长城，恰好是北边的鄂尔多斯高原和南面的黄土高原的分界线——也是连结点。这两块地形，主要集中在海拔1000米——1500米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大陆性环境范围内。长城北侧的草原布满沼淖和内陆河，又得晋陕峡谷段黄河总泄洪之利，水草肥美，宜于狩猎和半耕半牧。长城南侧起伏不大，切割程度不等的黄土原、梁、峁、沟壑，林木茂盛，厚达50——200米的黄土层，多为“卧土”，黄土窑洞是人类从天然穴居到人为穴居的进一步发展，既有汲水之便，又无淫雨洪涝之患。被《禹贡》称为“厥田惟上上”的陕北高原，对于自然条件有很大依赖性和选择性的远古先民来说，是宜农宜牧宜渔，更宜于栖居、劳动、生息和繁衍的摇篮。石峁遗址的发现，正好证明了这个摇篮的存在。

　　有史以来，陕北更是在各民族蜂拥迁徙，流连忘返。在定居下来之后，在相互友好或相互排斥的复杂过程中，最后达到民族融合，形成陕北人。传说中的“三皇”和“五帝”中都有轩辕黄帝。黄帝时期，是经过部族战争逐步融合了的华夏族的许多支系又重新融合的时期。黄帝经“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帝王世纪》)奠定了华夏疆域。整个争夺、征战或联合，都存在于一种活跃而复杂多样、弃嫌寻好的民族融合系统中。传说黄帝有25个儿子，有姓氏的14人，同姓者2人，为12姓。青阳与夷鼓承姬姓。黄帝部族中，就有不少戎狄。陕北的“白翟”(白狄)就是姬性。目前，散布在长城沿线的姬姓在府谷、米脂、子洲等县甚为普遍，说明人种融合从五千多年前开始就在剧烈地进行。

　　二、羌族内迁榆林历程

　　陕北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夏、商、周以来，各朝各代民族迁徙异常频繁，大体有这样几种情况：在流迁方向上，一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二是内地汉族的外移。在迁徙方式上，有通过战争、和亲、移民、流放、戍边军人和筑墙劳工滞留等急剧的强迫性、半强迫性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原因，也有和平时期作为谋生方式的下层劳动人民的被迫自觉迁徙。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自战国始，迄于明代，在长城一线曾先后有猃狁、龟兹、突厥、大戎、小戎、之戎、胸衍戎、山戎(稽胡匈奴)、白狄、赤狄、屠格匈奴、铁弗匈奴、南匈奴、北匈奴、以及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的各支部族内迁长城以南，原属铁弗匈奴后裔的赫连勃勃的大夏都城就是现今靖边县的统万城(又名“白城子”)。而在这一极其活跃的内迁过程中，羌族是最为活跃的内迁宗族。羌族的诸多支系诸如拓跋羌、折掘羌、野利羌、烧当羌、党项羌、慕容羌、宇文羌、吐谷浑羌等8支蜂拥而入，散布在长城内外。而党项羌在这8支羌族系列中，又是最为活跃，最为强势的一支。汉代和唐代的赐姓，许多少数民族都改姓刘，李。故史学家吕振羽认为刘、李、张、王四大姓，“实际上是刘、李、张、王四杂姓。”2(2吕振羽∶《中国历史引言》，《中国古代史讲座》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6页)所以，象刘、李、张、王四大姓，在全国是人数最多的姓，在陕北，也是如此。党项族平夏部人李继迁（公元963年－1004年1月26日）就出生在银州即今陕西横山县，李继迁的祖先拓跋赤辞归唐，被唐太宗赐姓为李氏，足以证明党项羌自唐迄宋，在陕北长城一线植根的普遍性。《魏书·铁弗刘虎传》：“坚（苻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3（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55页）这里的“西河”即陕北地面，其统治中心“代来城”即今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之白城台。虽然《魏书·铁弗刘虎传》中提到的卫辰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支系铁弗部的首领，并非羌系民族，但其中的这句：“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更说明在这支屯于代来城铁弗匈奴部队中容了众多的族类，包括羌系民族在内。《魏书》提到的“西河杂类”就是陕北人种融合而成的后代的一种说法，而从此之后，人们以“杂类”相标榜，成为融合的陕北人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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