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祼女画
猫,在日本人的生活和情感中已成为家人的一种符号,这对于身在异乡的藤田成为了对故乡思念的寄托。在《裸妇吉吉》得以成功后,嗣治开始将猫和“乳白色肌肤”的女体融合在一起,雪白的裸女中加上了鬼气的猫风,骨子里的东方情调更进一层,高傲得让人疼惜。在此阶,嗣治相继创作出1921年的《横卧的裸妇和猫》、1922年的《埃米莉·克兰·查德伯恩肖像》、1923年的《斜倚在挂毯上的裸女》以及1930的《裸女与猫》,所有这些作品的主体无一例外的都是女人和猫,而背景则被淡化,让女人和猫尽可能地去融合。
其中,《猫和裸女》(1930年)似乎隐隐展示了画家对女人和猫的独特理解。同一背景下的裸女和猫各自安静地存在自己的空间,但同一色调又让彼此融合;乳白色的裸女不再是欧洲传统的姿势舒躺于榻,而是换之以日常姿态;金黄的发流淌在地上,有种慵懒之感。而猫趴卧在一旁,尾巴卷曲。空灵的背景、二者相似的神情,自然闲适不焦作,使整个画面带着一种莫名朦胧梦幻和忧忧愁之美,散发出日本文学所强调的“幽玄”之美。让人看完会油然而生一种熟悉感,不禁感叹“最是寻常乃动人”。
嗣治的性格自幼桀骜不驯,在东京美术学校上学期间就对保守的教学思想抱有抵触情绪。成名之后由于特立独行的秉性,加上二战期间成为日本“笔部队”军事画家的一员使他饱受日本美术界的非议,对此他解释到“在战争中,为只为那些可怜的士兵而画”;但这也无法理清他与日本画派间恩怨纠葛。本已在法国成名而回到国内发展的他,却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各种舆论再次回到了巴黎,走之前只痛惜地留下了一句“是日本抛弃了我,不是我抛弃了日本”……
但视为又一故乡的巴黎,对于他的再次到来并没有给予他所想象的温暖。二战期间法西斯帝国主义对犹太人的大量屠杀,使得犹太人对于法西斯的行为相当痛恶;而巴黎画派中有不少犹太后裔,当他们听说嗣治在战争时以“笔部队”加入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中,这使得当时不少巴黎的犹太老友万分痛心,更有甚者声明和他从此不再往来。好友的远离,祖国的不理解,对于嗣治来说已经无比的寒冷。他开始走进教堂,加入到慈善组织以寄温暖……在73岁之际时,正式受洗成为了神的使徒;并舍弃日本公民身份,改名为列奥纳多·嗣治真正成为了法国的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