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程兆谦谈万科之争三个焦点问题：撕裂深深共识何在
在管理学经典著作《基业长青》中，科林斯和波拉斯考察了美国商业史上经营业绩最为卓越的18家公司——他们称为高瞻远瞩公司，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与其他企业相比，这些公司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有利润之上的追求，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某方面的问题，强调社会贡献。近些年取得巨大成功的苹果、谷歌、特斯拉莫不受到理想、价值观的激励。
两种逻辑之下，企业的价值是不同的。有段时间流行“养猪论”，说办企业不能把它当“孩子”养，应该当“猪”养，养肥了就卖，还可以买别的企业，养肥再卖。这就是资本逻辑，对他们来说，企业是法律实体、财务实体，是一头头“猪”。他们会关心“猪”心里怎么想的吗？开不开心？不会！他们只关心财务收益。KKR、黑石等私募基金就是典型。而企业家逻辑是把企业看作社会实体、生命实体，当”孩子“养，希望“孩子”发展得好，长命百岁。为什么王石反对姚老板？因为他认为两者对待企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类人，他不想自己视为“孩子”的万科，成为别人秤砣或屠刀下的“猪”。
逻辑不同，冲突难免。规则之下，企业家处于弱势，常常成为出局者。然而，离开企业家的资本家之于企业会有多大价值呢？如果企业的竞争力受损，这样的权利有何意义？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单纯地坚持资本逻辑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是资本家/股东的”的观点早已过时——尽管直到今天大众还普遍这样认为。
对这个观点的第一次挑战，是在二十世纪初。大公司如同雨后春笋，职业经理人阶层借机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随着股权和期权激励等工具的使用而“双元化”了——既是经理人，又是股东。之后，这样的趋势扩展到管理、技术和业务骨干，乃至普通员工身上。这样的趋势代表什么？代表着是财务资本和智力资本的结合，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承认。
更近的挑战发生在过去二十年里，一些创业的企业家们，通过特殊的制度设置（AB股、合伙人），掌握了远比股权大得多的控制权。比如，马云和蔡崇信是阿里巴巴永久合伙人，联同其他合伙人控制了阿里巴巴董事会一多半董事的提名（6/9）；再如，截止2016年一季度，刘强东持有京东16.2%的股份，但却拥有80.9%的投票权，因为他持有的股份是B类股，每股拥有20倍投票权。换言之，只要刘强东的股份不低于4.8%，就可控制这家公司（投票权超过50%）。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不公平”的——港交所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它拒绝了阿里巴巴的上市。但AB股制度恰恰就源于以“公平”著称的美国，最初是传媒企业（以保持“新闻独立”的名义），后来在高科技创业企业中广泛采用，Facebook、Google等都有此设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较以往，企业家资本（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智力资本）变得更重要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大大增强——再一次地，股东的传统强势地位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