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当前非周期复苏 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或失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宏观经济其实也没有怎么大的反弹,经济增长是比较企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这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要治理金融乱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其实我认为是符合我们从金融周期的视角来看这个经济、金融问题的,要看远一点。
第一财经 李策:仔细拜读了您的作品《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您曾提到,中国第一个金融周期在接近顶部,这似乎与市场盛行的新周期一说有所不一致。您如何看待新周期之说?金融周期下半场和新周期开启这两种说法,是视角不同,还是有内在不一致性?
首席 彭文生: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周期,GDP增长这种周期它的特征在消失,在减少。原因就是因为过去40年金融自由化的时代,银行信贷大幅扩张,这个不光我们中国,全球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我们考虑经济周期的波动必须要看金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的金融周期在接近顶部?就是因为我们持续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信贷开启了一个大幅扩张的时代。所以经过十年的这样一个扩张,比如说还本付息的负担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新增贷款是为了还旧债,这个实际上是金融风险的一个体现。比如说这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到的去杠杆,主要是两个领域,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房地产。国企是因为国企享受政府的某种形式的信用,政府的信用担保,那么国企获得贷款的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它的杠杆率比较高。
第一财经 李策:您提到了杠杆率,我专访社科院李扬老师时,他表示:“对债务问题的观点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严重的,但严重的债务问题不会引致金融风险。”您如何看待杠杆率的问题?
首席 彭文生:我觉得我们讲到杠杆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流行的误区,大家总是试图从一个总量的角度来看债务负担,看这个杠杆。比如说我们说整个经济的负债率多少,其实这是有偏差的。一个经济体里面你的负债,就是我的资产,我把钱借给你,那你是我的资产,同时也是你的负债。所以不存在一个总量的杠杆率的问题,其实杠杆都是结构性的,都是指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部门。所以我们看当年美国的杠杆率高,它主要是家庭部门,个人的,和房地产泡沫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当中他的杠杆主要在企业部门,企业的负债太高,也是和房地产联系在一起。所以任何一个经济,我们国家也是,我们现在说国企和房地产主要还是指企业部门杠杆率高。所以它都是结构性的,但是这种结构性的债务不可持续,可能会对总量是有影响的,因为它有连锁的反应。某一个行业的债务违约多了以后,它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是有影响的,金融体系资产质量受到影响,它就会影响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那么对其他行业也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国家咱们的国有企业,这样的一个机制,政府的政策导向,我也认同,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发生美国式的突然停止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这个压力会体现在其他方面,它没有市场出清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调整的话,金融问题的扩张,对经济其他部门的挤压,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压力会在其他层面体现出来,必然也会导致宏观政策在这些领域会做调整。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加强环保的措施,实际上也是一个促进结构的矛盾,在环境污染这个层面已经达到了政策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包括贫富分化问题,加强扶贫的力度,加强财政干预的力度,其实这些都是在这些层面的一个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