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 902 万留守儿童 女童是最弱势群体

2012年2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一家留守儿童托管班中3名女孩在扎辫子　　
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阿吉，13岁，苗族，四年级，她的家庭条件在村里算不错，家里愿意供她读书。　　
9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留守女童在讨论作业。

　　魔鬼精心挑选了那些最易下手的目标：宁夏灵武市，一位白发丛生的幼儿园教师去年被发现性侵了12名幼女，其中11名为农村留守儿童。湖南攸县，一名小学教师在过去3年里猥亵了班里的大多数女生，几乎都为留守儿童，举报者说，他“专门欺负”父母在外打工的女生。

　　在整个中国，过去一年差不多平均每天都有一起性侵儿童事件被公开——发布这一数据的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强调，统计是不完全的，在信息不畅的农村社会，性侵很难被人发现。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解释：“在城市里，大众媒体比较多，司法覆盖也更完善，而农村资源和渠道都更加匮乏，家长也许觉得家丑不外扬，所以农村发生这类事件更隐蔽，更不容易让外界知道。”

　　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说，留守女童受到性侵害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她呼吁，今天在重视留守儿童生存发展困境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留守女童这个庞大群体，不仅是从现存社会问题的视角，还要从“未来中国发展”的视角。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模式下举世罕见的人口流动。这种模式的副产品，就包括那些因父母在外谋生、无法举家迁徙而缺乏监护的留守儿童。根据2016年最新摸底排查，全国有902万名得不到双亲监护的留守儿童，其中36万名无人监护。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弱势的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女童属于更为弱势的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和她的同事研究发现，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低于留守男童，表现出外显性攻击行为和内隐性攻击性情绪的比例都高于男童。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2004年开始研究中国留守儿童问题、出版过国内第一本留守儿童研究专著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教授说。

　　不少受访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当父母只能选择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抚养时，被选中的往往是男孩。她们感到自己被遗弃了。

　　隐形人

　　在那些有关“遗弃”的故事里，恶性事件更易引起外界注意。

　　2012年3月27日，四川大竹县一位农妇将兑了白糖的农药“百草枯”灌进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嘴里，自己也喝了下去。

　　她此前曾与丈夫多年在外打工，孩子在老家留守。后来，她回家照顾孩子，常在电话里对千里之外的丈夫说，带孩子太累了。

　　那位丈夫百思不得其解：他背井离乡出门赚钱，绝大部分收入都寄回了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宁夏灵武市教师性侵幼女事件的暴露极其偶然。一个女孩跟同伴拌嘴时说：“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我要告诉你妈妈。”

　　“幸运”的是，这段争吵被一旁的成人听到了。

　　绝大多数的痛苦和伤害没有那么剧烈，甚至是隐藏的。上海白领李雪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看了她手臂上分布的细小刀疤。她少年时代曾用自残这种方式发泄，直到读高三时才停止。

　　“那时候心里难受没地方发泄，又不敢或者不知道怎么反击，就只好怪自己。”她说。

　　她长期跟随外祖父母生活，最长的一次有4年没与父母见面。与很多留守家庭一样，承担隔代监管职责的外祖父母最多同时抚养9个孩子。那段生活，她认为在“物质上是满足的，但是心理上很孤单”。她几乎每天都对着日记本倾诉。

　　她偶尔与父母通电话，爸妈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学习”——“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说了。”

　　“我们这种孩子就像大海中的孤舟，没有方向，任凭风吹雨打。”上大学后，李雪在主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一次演讲中总结。

　　她的梦想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成长的路上那么孤独。她说，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带身边”。

　　尽管如此，她仍表示自己属于“很幸运的”。她曾在父母身边待过两年，而她的表弟表妹中，有的就从来没在父母身边长期生活过。

　　“小时候觉得没有人关心，是一种很恐怖的情感体验。甚至觉得世界很冷漠，没人爱我。”26岁的艾琳记得，她读小学时，期末考试结束的当晚，客运站就会迎来高峰，因为很多小孩从那天起会被父母带去大城市过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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