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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902 万留守儿童 女童是最弱势群体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6-12-25 22:59:16
  据孙宏艳、张旭东等学者的研究,到了初二,留守儿童会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重要程度超过了母亲。
  对非留守儿童而言,排在第一位的倾诉对象是母亲,第二位是同学朋友,第三位是父亲。而留守儿童的第一位是同学朋友,第二位是母亲,第三位是自己。46.3%的留守女童把同学朋友作为心里话主要倾诉人,比留守男童高10.8个百分点。
  张旭东认为,留守女童来自同学朋友的支持高于留守男童,这种支持部分地缓解了她们的心理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女生心理发育更早,情感更细腻敏感,更渴望人际沟通。
  与陈菊见面时,该课题组的调研员明显感觉到她的拘谨不安。这个17岁的四川姑娘说话时小心翼翼,双手一直绞着衣服的下摆。每学期的家长会上,她对应的家长座位都是空的。
  在中学军训期间,陈菊遇上了迄今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曾是留守儿童。平日里跟妈妈吵架,她也会对好朋友倾诉。
  最让陈菊感动的是,在她生日前一天,班里一个同学组织全班同学给她写了祝福语,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那是她第一次收到那样“用心”的礼物。爸爸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只是拿点钱给她,让她自己买点什么。
  对12岁的甘肃留守女童滕云来说,上学甚至比放假更有吸引力。
  “我比较喜欢上学,班上有很多可以一起玩的同学。”她对到访的学者说,要是能让自己实现一个愿望的话,她希望把我家搬到一个地方,一个离班里好几个同学较近的地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课题组访谈过一个眼睛受伤的留守女童。问她想不想治好眼睛,她回答说“不想”。原因是,如果眼睛没有治好,爸爸妈妈就会定期陪她去医院,如果治好了,爸妈就不会回来了。问她知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她表示听说过,“留守儿童就是孤儿,就是爸爸妈妈不要了”。
  习以为常
  叶敬忠的同事贺聪志副教授调研时,见过一个女大学生。女孩说,母亲打工回来后,想和自己一起睡觉,但自己怎么也不愿意,哪怕挨打也不愿意。
  贺聪志原本是去拜访这个女孩的外祖母,意外发现其外孙女是曾遭到猥亵的留守女童,而家人并不知情。
  她与老人聊天时,看到那位外孙女不时叹气,欲言又止。私下一问,得知她被村里一个比自己外祖父还年长的老光棍儿猥亵过。“村里可能有很多这些故事,但是你问不出来。”
  女孩对她平静地讲了很多事情。插秧、种花生、照看孩子,讲到害怕水里有虫又不得不下水的时候,也是微笑着的。“她可能已经习惯了,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贺聪志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2013年联合发布的《女童保护研究报告》认为,基本监护的缺失是导致女童遭受伤害的直接原因。
  这种缺失,包括受害人及其家人的防范知识不足、女童不被尊重等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潘璐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她和同事调研中常常遇到一些让同事们“感到不适”的情况。比如,在一个祖母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家庭里,小孙女没有穿内裤,就被40多岁的男邻居推搡着玩——对孩子来说这是高风险的。
  她强调,那些侵害案件往往是防不胜防的,并不是外人想象中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最可能发生在日常的环境下。
  “女童保护”团队也指出,留守儿童多由老人看护,在儿童安全教育及基础性教育方面,家庭功能严重失效。即使自己的孩子遭到性侵,很多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让孙雪梅出离愤怒的是,几年前,湖南祁阳县一名12岁的留守女童遭性侵后生下女婴,女童的父亲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宁夏银川的“女童保护”志愿者讲师李剑宏记得,在防性侵课堂上,她抛给孩子们同一个问题——陌生人说给你买新衣服,你要不要?有防范意识的城市孩子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而农村孩子却明显表现得犹豫不决。
  在这类课上,她从最简单的知识讲起,比如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区域不能让别人碰。她发现,同一堂课,对农村孩子的冲击比对城里孩子大得多。在她眼里,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很好分辨。城市孩子现场提问很活跃,农村孩子的课堂则非常安静,下面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下课后,孩子们围着她,她能感觉出来他们想跟她说话,但等来等去就是不开口。
  告别时,农村孩子表现得依依不舍,会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再来,城里的孩子则纷纷说“再见”。
  “那些孩子需要我们,”李剑宏感慨,“在那种父母不在的环境下,有人关注她们,她们就能看到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就是把希望带给她们。”
  “女童保护”志愿者也常常听到农村学校校长诉苦,学校留不住老师,主科的老师都缺得不得了,即使很想给孩子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无能为力。
  打破留守的循环
  艾琳一直很羡慕那些跟长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跟父母谈各种事情。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做到。
  在长大成人以后,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遭遇,她都会觉得难过,有时半夜都会哭醒。她说,父母后来眼界开阔了,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一些,自己也更加体谅他们。但是,那种伤害是不会消失的。
  留守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我觉得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个人,不是家庭。家庭只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更好的人类发展指向的是个体幸福。”她说。
  她的理想之一是推动社会公平,她认为,这与自己幼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较大关系。
  影响还反映到了她恋爱中的表现。“爱的缺失导致我对初恋的关爱极其渴求”,她特别害怕失去恋人。“他对我一点点好,我都愿意容忍他所有的不好,不愿意离开他。”她说,感情结束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跟乏人爱护的留守经历关系很大。
  关于未来的家庭安排,她也跟前男友有过冲突。他主张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抚养,而她一定要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她知道留守的经历有多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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