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 902 万留守儿童 女童是最弱势群体

　　潘璐在调研中遇到过另一种极端，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女方曾是留守女童，初中就辍学成家生子。她对孩子表现得非常极端：自己每天跑到山下打牌跳舞。送孩子去医院治病，也只顾着自己玩手机不管孩子，说“治不好就算了”，完全把孩子当成负担。

　　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女孩表示，自己在情感上最大的后遗症，是缺乏安全感。有人这么形容：“就像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这一辈子都会对食物有一种别样的情感。”

　　“缺爱、缺关心、不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李雪承认，自己交男友的时候，心态是“终于有人爱了”。

　　她说，读大学以后遇到的人和事让她改变了很多，缺乏安全感恐怕改不了了。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读大学，出门打工或做生意，这些人长大后大部分又会走到上一辈的老路，他们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用贺聪志的话形容，这叫“留守的循环”。今天的留守女童，结完婚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帮忙看孩子，很容易成为留守妇女。她注意到，有的地方结婚讲究“小三件”——车子、房子、小老婆子，“小老婆子”即四五十岁的婆婆。有婆婆帮忙照看孩子，婚后就能出去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可能就得回来帮忙带孙子，成为“小老婆子”，再大一些就是留守老人。

　　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见到一位做了母亲的前留守儿童，留在村里看孩子——这是极少的个例。但他不确定她能坚持多久。“确实很多孩子会说，我才不会让我孩子这样”，但很多人最终的选择仍是外出打工。在他看来，那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留守儿童问题很简单，就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你要是把留守儿童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放在经济建设的后面，那永远不会受到太多的重视。”叶敬忠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现在，艾琳的期待是：“这种制造了留守儿童的经济模式最好能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经济模式，你也没法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去。这个才是原因。”

　　陆士桢认为，在越来越大的“风险社会”里，儿童作为面临最高风险性的群体，必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所受到的伤害也呈现出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的特点。母亲的发展状态对孩子有直接影响。留守女童面临的种种困境，实际上不仅是对妇女发展的挑战，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家庭和下一代的成长。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第一份以保护留守儿童为切入点、设计制度的国务院文件，全新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正在建立。

　　几个月后的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研讨会。在会上，民政部新设立的留守儿童保护处工作人员林依帆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他说，国务院的这份意见梳理了每个工作环节的责任。此前涉及留守儿童的表述叫“关爱服务和侧重服务”，这次明确表述为“关爱保护”。在文件起草和调研中，一个共识是，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心理关爱的问题，更是权益保护的问题。

　　同样在这个研讨会上，国际组织“儿童乐益会”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曹越说，儿童保护机制并不是确立一个责任单位，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背后是中国怎么看待她的儿童，怎么养育她的儿童，究竟是牺牲儿童的权益去发展经济，还是怎么样的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乔东平则指出，很多国际组织做过测算，童年的时候每投入1元钱，成年以后将有7倍的收益，“对儿童的投资是效益最好的投资！”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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