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折氏家族的“忠贞”

　　雄浑广大的黄土高原，在宋夏对峙之际孕育出了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大家旅——折氏家族，其世代镇守在以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为中心的高原腹地，在宋、辽、夏、金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上活跃了200多年，成为北宋西北边防的屏障，在宋型文化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之下，折氏家族屹立西北，“忠贞”于宋，影响深远，值得探讨。

　　一、“忠贞”是宋朝对武将的道德要求

　　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一大差异，就在于由汉唐时期的文武并重、出将入相转变为宋明时期的文治靖国、重文轻武。“忠贞”是宋朝对武将的道德要求。

　　在崇儒重道、右文轻武的背景之下，折氏家族获得“世笃忠贞”的评价，既是折氏家族的家风，也是北宋王朝对其的高度信任。《宋史·折德扆》：“论曰：五代之季，边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兴，虽不勤远略，而向之陆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节，虽奔走僵仆而不避，岂人心之有异哉？良由威德之并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据有府谷，与李彝兴之居夏州初无以异。太祖嘉其响化，许以世袭，虽不无世卿之嫌，自从阮而下，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折氏家族无负于宋朝，在逐渐汉化过程中不断强化了对宋朝的忠贞。

　　“忠贞”是一种节操，是一种气节。它既是指对君主或对上级的一种忠诚与贞操，也可以是指夫妇之间的一种忠诚与贞操。高尚的节操和坚贞的气节，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欣赏翠竹“未出土时先有节，长到凌霄仍虚心”；赞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歌颂菊花“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并借物喻人，以此表达对忠贞之士的敬佩与喜爱。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世代相传,忠诚坚贞。《书·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国语·晋语二》：“昔君问臣事君于我，我对以忠贞，君曰：‘何谓也？’我对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媿，贞也。’”《后汉书·皇甫规传》：“﹝陛下﹞摄正之初，拔用忠贞，其馀维纲多所改正。” 唐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从先秦到唐代，“忠贞”的观念世代传承，到宋代时被进一步强化。

　　“忠贞”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儒家文化强调的一种品德。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一个“忠”字，《论语·里仁》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学而》：“子曰：君子…主忠信。”东汉经学家马融认为：“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北宋理学家程颐也说过：“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朱熹在《四书集注》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字的正确理解。贞是坚定，有节操，忠贞不渝，坚贞不屈，忠贞之士。《周书·谥法》：“清白守节曰贞。”《周礼·大祝》：“求永贞。”《礼记·文王世子》：“万国以贞。”《书·太甲下》：“一人元良，万以贞。”《易·乾》：“元、亨、利、贞。”北宋周敦颐以元亨利贞配四时，发挥了《周易·乾·象》所谓“天行健”的解释，《《周子全书》：“叫元，始也，子时配春。言万物始生，得其元始之序。发育长养。亨，通也，于时配夏。夏以通畅含其嘉美之道。利，义也，于时配秋。秋以成实得其利物之宜；贞，正也，于时配冬。冬以物之终，纳干正之道”。 宋人李靓则认为元、亨、利、贞，分别涉及气、形、命、性。《删定易图序论》之五：“元以始物，亨以通物，利以宜物，贞以干物，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朱熹将此四德解为元亨利贞之“理”，表现为万物从生长到成熟四个阶段，“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四阶段周而复始，被称为“贞下起元”，遂成为哲学家用来表述事物从始到终发展阶段的术语。六十四卦第一卦：乾卦：元亨利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元亨利贞之“贞”，是正固、坚定、诚信之意。做一时的“元亨利”是容易的，要长久的“元亨利”就有难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有持之以恒，坚定信念，保持诚信才能善始善终，才能过“足以干事” 。朱熹《周易本义》说：“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君子有坚持正道之德，便足以办好事情。《周易》把“贞正”看得很高：“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知正守正，其品德的高尚性，和圣人差不多了。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横行，范浚在《香溪集》卷8《五代论》中指出：“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1]因此，宋朝的开国君臣，崇儒重道，偃武修文，下大力气扭转唐末五代军阀横行，武人当道，斯文扫地的社会风气。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崇儒昌文，拜谒孔庙，赞美孔子，发展科举制度，要求武将读书，奠定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史学家范祖禹说：“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佑后嗣，立太平之基也。”[1]宋太宗继承发展了太祖的基本国策。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说：“太宗笃好儒学”，并例举宋太宗阅览兵法《阴符经》后感叹：“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而在阅读了《道德经》后则表示：“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也就是说，行伍出身的宋太祖与宋太宗都将战争视为“不祥之器”，认为必须偃武修文，“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因此，他们身体力行，提倡武将读书，“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树立了宋代武将读书的楷模。为了加快“文德致治”的步伐，至道三年（997年）九月，孙何上“五议”，其一即为参用“儒将”，建议“陛下於文儒之中，择有方略之士，试以边任委之，勿使小人挠其权，阃外制置，一以付之。……监阵之类，悉任边将，受其节制，文武参用，必致奇绩”。[2]孙何主张用“文武参用，必致奇绩”。到了宋真宗咸平年间，赵安仁则主张武将读书，将武将培养成家杜预那样的“儒将”。赵安仁在他上书的“选将略”中说：“昔郤榖将中军，敦诗书说礼乐；杜预平吴，马上治《春秋》，……太祖太宗亲选天下士，今存中外不啻数千人，其间知兵法可为将者，固有之矣”。在此背景下，宋真宗主张武将学习儒家经典：“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于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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