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府州折氏的忠诚与世袭制

　　二、府州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

　　从此宋建立到灭亡，担任府州知州的共13人，全出自折氏家族，全是折氏（即折德扆、折御勋、折御卿、折惟正、折惟昌、折惟忠、折继宣、折继闵、折继祖、折克柔、折克行、折可大、折可求）。这在北宋境内统一的州县体制中是独此一家、特树一例的。对此事实，古今学人论述详明，李裕民、陈君愷等先生论述尤为深细。然而，对于折氏为什么能够世袭担任府州知州，尚有再加追究申论的余地。至于点面结合，从两宋统治制度和实态、从中国政治变迁来观察府州折氏这一特殊世袭体制，前贤尚来涉及或语焉不详，更值得再加探讨。

　　（一）折氏有什么资质能够世袭

　　从折氏的立场和角度看，折氏家族早就居住府州，在唐末五代就已经是当地名门望族、最高权威；除府州知州由折氏独居外，许多文武要职是由折氏及其族人、姻亲担任；折氏族坟、陵庙在府州。这些要因，都决定了折氏在北宋建立后仍然渴望持续不断地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以维护家族根基和利益。不过，主观渴望是一会儿事，能否达成则是另一会儿事，这取决于内因和外因。从折氏家族内部细看，主要有三条成功原因：

　　第一，内部团结。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及其规律来看，任何家族，不论大小，其内部都会存在各种矛盾。府州折氏作为一个300多口的大家族，内部难免也有矛盾。然而，稽诸现存史料，都不见府州折氏家族内部有任何明显冲突、严重矛盾的记述。可有一比的是西夏李氏。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因为“诸父、昆弟多相怨”，内部矛盾尖锐，在到开封朝觐时主动表示“愿留京师”，不想回去了。宋太宗以为这是中央政府削藩直辖、统一西北的良机，“遣使夏州护缌麻以上亲赴阙，”企图把西北党项李氏势力连根拔起。如果不是李氏内部分裂，不一定招来宋太宗遣使迁徙李氏族人、趁机削藩。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因西夏国母梁氏剥夺夏国主秉常权力并囚禁之，北宋君臣认为：“（西夏）国内乱，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遂组织数十万大军，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动进攻西夏行动，企图一举荡平西夏。

　　第二，有一定的自保实力。李氏西夏之所以没有被北宋削平消灭，主要依靠似小实大的自身实力，并能抗住契丹、女真的强大军事压力。丰州藏才族首领王氏在北宋前期，也是“子孙虽相袭知丰州”，（即王甲、王承美、王文玉、王怀均、王庆馀）。但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李元昊攻陷丰州，王氏实力损失惨重，王氏被迫向南迁附府州折氏并新建一较小的丰州。此后，王氏就完全丧失了世袭丰州知州的特权。府州折氏家族人口少算时共有70余人，多算时共有300余人，但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数以千计，在府州当地的势力无出其右者，无人取于轻忽冒犯。在宋代的官员中，家族人口多达70、300人者并不多见，折氏算是一个大家族。折氏通过婚姻网络，把家族势力进一步扩大。李裕民先生研究指出：“（府州）折氏不与平民或商人为婚。也未发现同姓为婚现象。”折家“婚姻大体选择地位相当的州级长官家庭。”我们从其联姻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心区是府州，其次是河东路和陕西路，第三是京师开封，第四是其它路分。从其婚姻对象的身份和职务来看，武官居多。以府州为中心的这个折氏婚姻圈之大，宋代罕见，其势力谁敢小觑？府州折氏拥有的军队，约有数千，兵员并不多。出击进攻虽然明显不足，但因府州城依山临河而筑，易守难攻，要守住它还是相对容易一些，这也从物质上增强了府州折氏的军事实力。

　　第三，从不反叛北宋中央。与西北地区其他民族和势力（如李氏党项、吐蕃等）的叛服无常截然不同的是，府州折氏家族从不反北宋中央。南宋川陕带有显著世袭性的“吴家将”，在吴曦之叛并被平定镇压后，一蹶不振，淡出历史。而府州折氏从宋太祖起至宋钦宗止，对北宋中央始终忠贞不二。作为北宋防御契丹、西夏的突出据点，孤悬河外，屡抗大敌，功绩卓著，为国屏障，不愧“忠勇”之旗号。

　　（二）北宋中央为什么允许府州折氏世袭

　　我们知道，北宋历朝皇帝个个小家子气，对谁都不放心，对谁都猜疑有加，确是天威难测。对各级文官武将的防范、监督、制衡，层层叠叠，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对府州折氏，自然不可能毫无猜忌和防范。府州折氏能够世袭知州，独树特例，主要是府州折氏具有上述三大特点和内因。不过，外因也很重要，有时外因会有决定性作用。对此，陈君愷先生在《北宋地方世袭政权府州折氏与中央政府关系初探》论文中，对折氏世袭与中央的互动关系已有颇为精彩的论述。在此，新补充指出一点：北宋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经过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北宋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队和民众的控制力比唐末五代有了巨大提高。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相反的一面，即北宋中央的控制力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张延伸，它有一定的限度，存在许多中央控制力薄弱甚至没有到达的地方。北宋中央的控制力，与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交通的便利、财力多寡、派驻文官武将和军队的数量成正比，与地方势力的强弱成反比。也就是说，地方州县与中央的距离越远，交通条件越差，中央控制力越弱；中央派驻地方州县的文官武将和军队越少，中央控制力越弱；地方势力越强，中央控制力越弱。在北宋中央控制力无法达到的地方，无所谓统一与分裂。在控制力能够充分达到的地方，可以追求统一。在中间状况，在控制力虽能有所到达但并不充足之地，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府州来看，与京师开封距离较远，交通条件较差，从这两方面来看，北宋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中央派驻府州的文官势力比较弱，府州地方折氏家族势力比较强，因此，中央政府对府州民众的控制力比较弱。北宋中央政府从外地派驻府州的武将和军队，北宋初期未见；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迁反宋后，估计开始从内地派驻将士；至道三年（997）开始设立“麟府路军马司”，多由中央派汉人担任将领；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称帝开始，宋夏又进入长期交战状态。“折氏强盛之时，府州只屯汉兵二千，今（庆历四年）虽残破，兵马常及万余。”远道而来的汉兵，主要任务是对付强大的辽兵和西夏兵，而宋夏朝野皆知：汉兵——“东兵”——禁军战斗力明显不如由当地蕃汉军队组成的“西兵”——“土兵”。苏辙甚至认为：“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所以，从武力上看，北宋中央对府州的控制力也是不充分的。北宋中央政府在府州唯一占据绝对优势的是财力，但因需求广大，北宋中央政府整体上始终面临财政压力，不可能对府州支付太多。总之，折氏世袭府州知州，原因很多，但北宋中央政府对地方、特别是对比较偏远的府州控制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前有宋夏交恶的惨痛教训，北宋中央政府对待府州折氏确实格外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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