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府州折氏的忠诚与世袭制

　　第一，特殊的历史和方位。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府州北面，是强大的契丹国。因契丹长期侵犯、掠夺、凌虐党项等族，府州折氏在五代时就非常仇视契丹。北宋前期，契丹与府州折氏数度血战，双方成为世仇。西面是李氏党项，双方关系在五代时就很不和睦。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任命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引起李彝兴强烈不满。史载：“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谋于宰相……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可知，李氏、折氏此前早有仇隙；这一事件，李氏因折氏而受到周世宗斥责，双方仇隙扩大。显德五年（958年），折德扆不远千里到开封陈留县迎谒周世宗，请求内迁，估计是与李氏党项矛盾加剧，受到李氏党项挤压。李继迁反宋后，曾大举进攻麟府地区，折家将遭受很大损失，双方铸成世仇且日益加深而不曾缓解。北面、西面都是世仇死敌，府州折氏只能向东、向南寻盟结好。

　　第二，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对府州折氏政策特殊而得当。对此，戴应新（1989年）、周群华（1990年）、李裕民（1998年）和陈君愷（2000年）等先生已经先后做出很多精确论述。这里只在前贤基础上再强调、深究宋太祖的决策及其长期的积极影响。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张方平回答宋神宗询问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至于宋太祖“许以世袭”的具体内容，今难详知。但有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允许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此朝野共知的政策。除世袭知州这一最大特权外，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给予府州折氏的特殊政策，还有如下3种：（1）允许折氏家族成员在府州担任文武要职。如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之前，折谏担任府州都孔目官、勾当府谷县。“折氏许多族人参与了州政。”在折家将军队中，折氏族人更多。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八月，李继迁部大举进攻麟州。“知府州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战。”“折家将”战斗力强，与亲族统兵有直接关系。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折继闵逝世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哭于辕门者以千数。”折氏军队和府州官吏的家族化颇为突出，但从宋太宗朝开始，中央派入流动性“正官”，其家族化有所削弱。（2）赋予特殊的刑罚和行政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已于三月去世，真宗继位）十一月，“知府州折惟昌等奏：‘臣父（折御卿）尝奉诏：‘归投蕃部中，有怀二者，便令剪除。’未敢遵奉施行。’诏如有蕃部委实违背者，依蕃法例行遣。”折御卿在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逝世前接任府州知州，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十二月去世，他接到的诏令可能来自太祖，更可能来自太宗。按此诏令，只要怀疑蕃族投归者有二心，不必核实、上报，就可剿除。而宋真宗赋予折惟昌的刑罚特权是，按照“蕃法例”处理，不必按照内地法例。在内部行政中，府州折氏也有特权。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九月，“遣中使赍诏抚谕知府州、如京使、廉州刺史折继祖。初，继祖欲解去州事，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梁适体量，适言：‘折氏累世承袭知府州，本族仅三百余口，其所部沿边蕃族甚众。凡犒劳以俸钱，而所用不给，素于蕃族借牛耕莳闲田、以收获之利岁赡公费。且朝廷俾之承袭，即与内地知州不同。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乞慰存之。’故遣是诏”。可知折氏治下的府州的租税、经费等政策，原先就与内地迥然不同。“比年监同一以条约绳之，”使知州折继祖难以忍受，便以辞职表达不满。梁适调查情况后，宋仁宗派中使“赍诏”抚慰挽留，才了结此事。中使所携诏书内容不详，估计当有承认府州特殊施政之令，所以此后未再出现辞职等事端。（3）特殊礼遇。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三月十日，太原府路都监、知府州折可大奏：“伏覩皇太子受册礼成。伏闻凡宫闱大庆，虽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臣家亦尝贡方物，或遣母妻入觐。盖祖宗眷遇特厚。今欲乞将己俸进马二十匹，庶效臣子之恭。臣已将马价钱赴州军资库送纳讫。切恐有司不知有此体例，不为收接。伏望许令投进。”诏依所乞。折可大上奏之时，已是北宋末期，距北宋建国已有155年，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之职已超10人。折可大对皇帝的“特厚”眷遇、赋予的特殊“体例”，非常熟悉。他在奏文中提到的特殊礼遇和体例主要有两条：一是凡遇宫闱大庆，“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而府州知州折氏允许。二是一般文官武将不许派母妻入宫朝觐，府州知州折氏却准许。从北宋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也确实长期赋予府州知州折氏一系列特殊礼遇，并且把一些特殊礼遇法规化。《宋史·职官志·吏部·司封郎中，员外郎》记载：“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之后应承袭者，辨其嫡庶。”与孔氏、柴氏并列，折氏享受特殊礼遇规格之高确是异乎寻常。

　　第三，府州折氏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李氏更密切。研究论述党项李氏和折氏的专家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他们与内地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都忽略了二者的程度差异。这种程度差异，与其地理位置、便利条件之差异密不可分。府州紧邻黄河，一过黄河就与中原内地连为一体，是中原内地主要的良马来源地之一。而李氏统治中心先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后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与中原内地的距离比府州更远一些。更值得注意的是，陕北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封闭性强，与中原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比府州地区更加困难，更易于养成独立意识。很显然，这是造成李氏反宋自立而折氏亲宋忠诚的深层次基础性原因。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党项李氏叛宋自立与折氏亲宋忠诚，都非偶然，既有历史、地理原因，也有政策调整原因。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而政策调整是随时可变的。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却有正确与错误、得计与失计之分。北宋时期的官员，认为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失计”而对折氏“得策”者不乏其人。其得其失，均成历史遗产。内含之教训与经验，常闻常新，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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