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崔新生：中国资本市场更需要万科还是宝能？
以1978年到2012年为横轴， 设定国家发展和改革指数坐标，推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变迁规律，构成CCVI政策风险指数的曲线图系。其中，资本市场的出现，是这一指数的重要指标。而2013年到2023年，则是中国发展风险的集中爆发阶段。因此，在2013年之后，是为之前即1978-2012积累风险的化解或“买单”期的开始。
“万科事件”与这一风险因素的比重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正因为处于这样一个特定的风险化解或“买单”的阶段，任何暴露或发生的大小事件，都会触及到1978-2012国家发展和改革指数的政策风险根源。
资本市场的出现，与几近同时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发展和改革进程的孔雀开屏时刻，由此向世界展现花团锦簇、竭尽炫目的中国发展奇观。万科，毫无疑问是这一孔雀尾屏上的一根羽毛。任何一根羽毛的折损，都可能暴露孔雀开屏背后的真正现实。
本文即以多个维度，管窥中国资本市场这之开屏孔雀的背后。
维度一：万科事件的隐形信号或功能性取向：谁的资本市场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了解或确认这一点，即使所谓国际多么著名的经济学者。因此，才会出现诸多认识错乱和误区。
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为了融资，其次是市场经济资源的优化、再其次是公司治理等等，中国资本市场同样具备这一“本质”。但是，这个资本市场为谁融资？换言之，即为谁服务，则往往被忽略。
这需要从中国资本市场的缘起简述。首先，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获得高层支持，深沪两大交易所应运而生，之“运”在于经过1978-1991国有企业改革几经折腾，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核心即是再继续改革下去已经难以为继，国家财政不足以支付如此改革的成本，必须找到突破口，即如何将国有企业在泥足深陷的困境中金蝉脱壳。
资本市场即上市圈钱，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无疑是一“良策”。千万不要以为那时中国国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已经具备了普遍意义的市场认知。否则，就不会出现当年“姓资姓社”的荒谬争论。正因为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化解国企困境，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市场的推进。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投机，并无战略上的深谋远虑。于是，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在根本不具备发行股票的基础上，先预设证券交易所，然后再按照上市标准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使之适用于可以上市圈钱的普适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