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武钢:昔日“模范”成为历史 宝武集团走上前台
197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云集武汉,武钢“一米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于1980年底投产。一米七轧机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其称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转折”。
1980年代初,武钢提出“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的口号,效果颇为显著,成为当时中央树立的正面典型。
199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回顾武钢1978-1988年十年间的成绩,称1982年武钢年产钢276万吨,废品多达26.7万吨,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钢厂的产量。
1983年,武钢狠抓“废品减半”,年终废品减少14万吨,仅此一项获直接经济效益3000万元。这一年,武钢获得第一枚国家质量金奖。
从1978-1988年的十年间,武钢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均翻了一番,实现利税翻两番。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等原因,钢材产量、产值均比上年减少4%左右,销售收入却仍增加近7%,利税净增1亿元。
彼时,武钢也经历了养人太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过高的问题。1992-2001年,武钢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剥离减员工作,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武钢又一次走上大规模扩张的老路,并在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坡中遭受重创。
武钢困境并不能孤立看待。
曾在鞍钢供职三十余年的钢铁资深人士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武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源于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供需严重失衡、恶性竞争激烈等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国企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导致企业经营战略失当。后者在早期市场环境有利于国营资本时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在眼下便被彻底暴露。
“这些问题在国内普遍存在,并不只是武钢,酒钢、包钢、本钢、鞍钢、马钢都陷入了严重的亏损。”马忠普说,“出问题的不是武钢,而是整个中国钢铁业。”
钢铁“棋局”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巨大的钢铁产能和产量,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产能膨胀失控的隐患。
去年,中国粗钢产量8亿吨,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比2005年增长126%。同期的全球粗钢产量仅增长41%。同时,中国粗钢实际产能已超过12.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4%,属于“严重过剩”范畴。
中国喷薄而出的钢铁产量,遭遇向下的经济周期,需求持续萎靡。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意外局面令中国钢市,乃至全球钢市陷入尴尬。欧美等国的指责纷至沓来,贸易摩擦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钢材面临着高额关税的惩罚。中国本土钢铁企业则在亏损泥潭中挣扎,不断爆出的债务危机又令全行业陷入“亏损、借不到钱、继续亏损”的恶性循环。
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产能、产量膨胀失控的“祸首”。中国分散在各地的多达上千家钢铁企业,各自站在自己的局部利益角度进行决策,缺乏整个行业层面的统筹协调,导致混乱和“踩踏”。
2015年,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进一步下滑。粗钢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合计产量占全国比重为34.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2011年,该数据为49.1%。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在钢铁产业推进大范围的兼并重组,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关键手段,由寡头调整自身生产节奏以控制市场供需平衡。
2007-2011年间,中国钢铁业已掀起过一波“兼并重组潮”。彼时,宝钢重组八钢、韶钢,武钢重组昆钢、柳钢,首钢重组水钢、长钢、通钢,鞍山钢铁集团与攀钢重组等;同时,区域内钢铁集团密集涌现,山东钢铁(2.520, 0.06, 2.44%)集团、河钢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先后成立。但事后从效果来看,并不算成功。
“体制僵局没有破解,重组来重组去,还是被各自的利益格局限制了。”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国务院办公厅于7月发布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指导下,支持央企之间通过资产重组、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
宝武合并是中央再次启动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步。“如果宝武合并成功了,河钢、鞍钢、首钢都会来效仿。”马忠普称,“如果这一着棋活了,很可能带动全盘。”
根据以往经验,两家企业,尤其是历史惯性更强的国有企业合并后,出现的最大问题往往在于“合而不融”,双方在人事、机制、业务布局以及文化等方面不能做到协同一致,导致预想中的“助攻”反而变成“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