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孩子难 光建档就花一万三
按照规定,安贞医院产科的正规床位只有35张床,后来又加了13张床,但仍旧满足不了需求,于是现在又向妇科借了12张床,凑在一起总共60张床。
“加床比正式床要小,不能摇起来。”李燕娜回忆,“过去我们都没有固定的手术台,要给高危产妇做手术还得和其他科室的医生商量。曾经最疯狂的时候,孕妇来了就坐在过道的小板凳上。”
割裂的系统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孕妇建档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医疗系统内部相互割裂,基层医疗机构并没有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愿望,起到缓解高分娩量所带来的生产压力。
2014年,为了缓解孕产压力,北京市规定怀孕满6周后,孕妇必须先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建立《母子健康档案》,完成基本信息采集与高危因素初筛后,才能建档。
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孕妇还不到6周就想来领走手册,好尽快建档。“有的孕妇跟我们哭半天,说没地儿生孩子了。”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区医生说。为了尽快建档,也有孕妇甚至谎报怀孕天数。一位穆姓孕妇怀孕五周多就向社区医院谎报了末次月经,称自己已经孕6周,她只出示了验血单,就顺利拿到了手册。
就连社区医生也承认,目前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保科主任吕丽丽透露,“我们只是起到了把基础信息录入系统的作用。说实在的,就是让孕妇多跑一趟,多拐了一个弯。”
即便如此,由于怀孕人数猛增,社区医院也变得不堪重负。丰台区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女保健科赵医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为孕妇建册的数量比去年翻了两倍多,“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建16个档案,平均每个档案要建40-50分钟。”
社区医院面临的另一重压力在于,他们需要对社区内的孕妇进行全程管理,孕妇生产只是一个环节,孕妇出院后也要负责,包括产后有没有出血,有没有其他病症出现,都需要监测。
“他们生完孩子从三甲医院出院了,这个风险都扣到我们头上。孕期中间我们要做4到5次追访,孕期结束之后还要做2次家访,我们是从头追到尾的,一个人要干好多工作。”在赵医生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甲医院没有直接的沟通。”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孕妇在整个孕期中,系统里的记录都是空白的。大医院给基层医院的解释是:“孕妇太多了没时间录”,或者是“系统太慢,每个孕妇录入信息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