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杨振宁丘成桐关于建造高能对撞机之争
最近，数学家丘成桐和物理学家杨振宁，就中国是否应该建造高能对撞机，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意见并回复媒体的问题》，《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本是几年以来物理学界内部的争论，而因该项目涉及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以及丘成桐在中国的活动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报道，进而引发了公众的广泛争论。丘成桐教授认为，对撞机的建成将是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在他看来，虽然这一项目需要巨大资金投入，但也会产生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而杨振宁则发问反驳丘成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不宜投入如此高昂的经费建造高能对撞机。除此之外，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在对人类生活并没有实在的好处，并且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好处。
两位教授的分歧，牵涉到一系列与科技决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值得严肃讨论。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的曹天予教授认为，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之一是，科学家是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但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当前深陷危机、正为存活挣扎的高能实验物理共同体，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是否与全社会的利益一致，不能由它自己说了算，而需要社会公众来做评判。本文将参照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辩论，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美国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环境的历史演变，就丘-杨间的核心分歧发表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两位学者和关心此事的公众。
九十年代初，我与高能物理史家Sam Schweber 一起，对当时粒子物理正在经历的变化产生了兴趣。一开始，我主要从粒子物理的理论发展来探讨其概念基础的深刻变化。而Sam则有意进一步讨论这一内生变化与外部环境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主要指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包括国际国内环境和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包括对三十余位粒子物理领军学者的访谈，我们的看法基本成熟，即粒子物理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1]1992年夏天，我们向物理学家Victor Weisskopf 提议，由他出面，在American Academyof Arts and Sciences 召开一次20余人的小型专题讨论会，就此看法展开讨论。
讨论会筹备之初，正值SSC上马下马辩论渐臻白热化。到正式开会那天（1993年11月6日），SSC败局甫定，但以Steven Weinberg为代表的支持方, 与以Leo Kadanoff 和Ken Wilson 为代表的反对方，仍然就各自立场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辩论的主要内容和各方立场，实际上是美国高能物理学界60年代大辩论的翻版。差别只在于30年后形势已转为对支持方大为不利。当前引起中国公众关注的丘-杨二位美籍华裔学者的分歧，可以视为同类辩论的微缩版。因此，美国60年代和90年代辩论中提出的种种说法，也许对当前国内围绕丘-杨分歧展开的讨论有点参考价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