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丘成桐关于建造高能对撞机之争
其次,成功还带来了幻觉,以为公众和政府还会象“黄金时代”(战后到60年代)一样,毫无保留地支持对无穷无尽物质奥秘的一切奢华探索。
而实际上,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消失,粒子物理的进一步发展对美国残留的唯一价值,即国际威望(社会价值),已经毫无意义。为此所需付出的(人才和资源上的)代价,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即西欧和东亚的经济崛起及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的残酷竞争,对美国说来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
因此,美国的科技决策界,经过30年的犹豫(其中高能物理学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容低估),到了90年代初,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终于痛下决心,放弃了基于还原论的对基础研究迷信的旧(Bush)模式,启动了以刺激经济、产业和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新模式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SSC。[5]
不过,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政府对“人类基因库”、“信息高速公路”、“大脑研究创议”等项目的支持,就可以知道,新模式并没有放弃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只是支持的必要前提是,研究必须为上述主要的经济-社会目标服务。
粒子物理的麻烦是,它毫无可能满足这一必要前提。
内外交困的粒子物理,到了90年代中,其危机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小打小闹的诺贝尔奖得主不算,就标准模型的几位主要创立者而言,贡献最大的非MurryGell-Mann 莫属。他从80年代起就离开了粒子物理,转而推动复杂性研究。
我问过他原因。他说没什么可做了,剩下的让博士后去做吧。当然,他是大手笔、大眼界:粒子物理已经成熟,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可做了。能做的,既没有实用价值,也不能在理论上真正推进人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那还值得做吗?
Glashow的相似立场前面已经提到。当然,他觉悟得比较晚,到中间玻色子发现了才死心。至于StevenWeinberg,他当然绝不放弃他那还原论的终极理论的梦想。但他也明白,物理上真正有意义有用的的还是有效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