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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重庆钢铁巨亏 沦落到替民企代工求生的地步
李紫宸
亏损大户重庆钢铁在今年依然没有实质性好转。10月31日，重庆钢铁旗下上市公司重钢股份发布三季度业绩公告。公告显示，今年1—9月，重钢股份亏损30.9亿元，比上年同期亏损31.9亿元相比，虽有小幅减损，但依然深处巨亏当中。
今年4月18日，一纸合约让上一财年中年以60亿元巨亏告终的重钢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重钢在未来三年内将采用联合经营的方式，为民营企业攀华集团的来料进行加工，产品的销售由攀华包办，双方共同分担最终收益或亏损。
在目前重钢的生产总量里，为攀华代加工的刚才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根据重钢的季报显示，2016年1-9月，重钢的钢铁实际产出181万吨，其中，包括了过去三个月为攀华代加工的72万吨热轧卷。
按照双方的计划，通过这样的联合经营模式，重钢或许能够实现一年减亏，两年保本，三年盈利。根据1-9月季度的亏损数据，重钢尚未完成这一目标。对于此，李兴华表示，眼下，联营才刚刚过去一个季度。重钢一个那么大的国有企业，肯定不是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完全拯救的。但是争取好转，或许能够做到。
联营
李兴华很焦虑。眼下，100多万吨的铁矿石已经放入重钢的厂区，可供两个月生产所用。就在几个月前，长江流域的洪涝，还一度使得沿海的矿石无法顺利运送。进入9月，又遇到煤炭价格的罕见上涨，成本和货运的压力都同时增大。“9月份买了四十万吨的煤炭，但因为运力紧张，成都铁路局不批车皮，原料迟迟进不来。”李兴华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最终李兴华不得不从山西这样的煤炭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通过火车将煤炭发送到天津港，换用海船运至长江口，最后再通过小船运到重庆。
2016年6月1日，距离重庆主城区130里之外的重钢厂区，李兴华和重庆副市长沐华平、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兼主任胡际权、市国资委副主任李星强、重钢集团董事长刘加才一行人亲眼见证了当天”第一炉钢”的生产——这个第一炉指的是虽在重钢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归属于重钢而是归属于民营企业攀华集团。
2016年4月18日，重钢与攀华集团签署了一份《来料加工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由攀华提供生产所需的铁矿石和煤炭原料，并支付相应的加工费用，由重钢负责钢铁的生产，按日均8000吨热轧卷组织生产，每月交付攀华热轧卷板（钢材品种）不低于25万吨。协议还规定，为保证供货，未经双方协商一致，重钢不再接受其他客户关于热轧卷板的订单。与此同时，攀华负责最终深加工钢材的销售，双方对未来的收益（亏损）进行对半的分成（分担）。
这一加工总量几乎覆盖重钢目前至少一半以上的产能——2015年，重钢的粗钢产量也就在350万吨左右，李兴华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联营方案最终提出之前，攀华与重庆市政府在此之前经历了一番磋商，重庆市政府的思路是攀华将重钢承包或租赁下来。
但李兴华有着自己更加审慎的考虑：一旦承包或者租赁，基于降本增效的考虑，势必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甚至会涉及大面积的裁员。但对于具有国企身份的重钢，这样的举动很可能会激化现有的企业内部矛盾。不仅如此，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被民营企业整体承包或者租赁，很可能还会引发外界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和猜忌。
李兴华认为，采用联合经营的思路，将国有企业的技术、设备力量和民营企业灵活的市场导向结合起来，才是保住重钢、以及更加符合各方利益的选择。
对攀华而言，李兴华不必再担心此前一直困扰他的断供问题，自己进一步掌控了产业链之后，他的涪陵深加工企业终于能够“吃饱”了。在此之前，攀华一直是重钢最大的热轧板用户，但钢铁市场本身的不稳定，以及重钢自身经营的窘迫局面，让生产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了解决断供问题，攀华需要从华东的宝钢甚至是东北地区的鞍钢采购钢材，距离之远，耗时耗力。
在李兴华看来，这一方案对于重钢也有很大的帮助，根据李兴华的介绍，重钢原来的销售费用一年需要8000万，而采购、运输、销售，这些环节要运转起来需要几十个亿的流动资金。联营之后，所有这些费用，重钢都可以省去了。”李兴华透露，这一解决方案在当时也得到了包括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认可。
调整
来自江苏张家港的李兴华是攀华集团的掌舵者，这家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薄板深加工企业之一。在与重钢的协议签署之前，攀华一直是重钢的大客户，每年，重钢生产的大部分热轧卷——这种钢主要用于汽车、家电和建筑领域——会被送往位于重庆涪陵的攀华万达薄板厂进行深加工，再销往海内外。
根据经济观察报对重庆钢铁的梳理，从2011年开始，这一种热轧卷在重钢的生产份额逐渐扩大，而原有的船用钢材比例却在逐渐缩小，而后者正式重钢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造船业现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当中，对上游市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船用钢材的价格和销量因此双双下滑，这也是重钢近年连续亏损的一大因素。”重钢当地的一家合作商告诉经济观察报，正因如此，当螺纹钢等建筑用钢在今年出现回暖，大部分企业扭亏脱困之际，重钢却受制于固有的产品结构，依然无力回天。
该合作商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从2006年开始，重钢开启了工程浩大的整体搬迁，从主城区迁往距离主城六十五公里的长寿区。搬迁之初，造船业尚处于黄金时期，相应的钢材价格非常诱人，没有人想到几年之后的急转直下。重钢当时的定位便是成为国内船用钢材的老大，整体产能设计也远大于后来的产出水平。“搬迁之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单位成本的增加。钢材市场在重庆市区，商品流向是市里，从郊区运往市内，每吨运输成本增加了60元，眼下则增至要80元。更何况，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重钢的区位本来就显得特殊，原料难进、产品难出，成本原本就高于同类的钢企。”该合作商告诉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