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在中央与现实的压力下辽宁、吉林、内蒙、天津4省市自報经济数据造假
来源：侠客岛 发布时间：
为何几省份自曝GDP“注水”？来自中央与现实的双重压力最近，几个省份正在主动给自己的GDP“挤水分”。先是内蒙，核减了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之后是滨海新区，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很有意思。除了讨论下一个“自曝家丑”的会是谁，大家更关注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这些地区要主动给GDP挤水分？现象GDP注水的恐怕并不限于这两个地区。2017年12月，审计署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就达15.49亿元；而如果你有心去把过去几年各省市的GDP数据相加，其总和和总增速超出全国GDP的最终数据，也是常见的现象。主动挤水分的“开创者”，则是2017年的辽宁——在该年度的辽宁省两会上，省长陈求发曾以罕见的坦诚，揭露出了辽宁统计数据造假的伤疤：“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而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的团组会议中，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则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内省内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曾有专家测算，一些辽宁的县区，过去经济数据至少有20%-30%的水分。用一位辽宁官员对媒体说的话讲，“不客气地说，在经济数据上，前一任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且欠下了巨额债务，辽宁现在不是在平地起楼，而是在坑底爬坡。”如果横向比较则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出现的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在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已经有所体现。2017年6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内蒙和吉林反馈“回头看”情况时，已经指出“有的地方经济数据造假”；而在2014年7月、2016年5月巡视组对辽宁的两次反馈中，均指出“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换言之，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情况，中央是掌握了的。2017年底，就在天津挤水分之前，《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挤干水分关键要“舍得”》的评论员文章，里面说：“注了水的、虚高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经济数据，从面子上看，地区GDP涨了，位次排名靠前了；从里子上看，百姓的腰包没有真正鼓起来，人民福祉没有真正增加，反过来，还可能会影响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决策，透支发展潜力，造成’灰犀牛’的大概率风险。”这段话说得透彻。GDP虚高虚胖，可能让官员“面子上”好看，但其实并未落到实处，反而给未来增长加重了负担，甚至隐蔽了风险。那么，为什么地方会有“数据造假”的冲动？逻辑统计造假，是一场博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风险小于收益，那么按照经济理性人的推论，造假就变成了一项“可以做的买卖”。造假的收益是什么呢？显然，主要就是政绩的动力。理论上说，经济统计数据应当是为正确决策做参考的依据，也是外界参考和评价的标准；但在一段时间内，“唯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则给了地方官员以追逐数据的动力。“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调侃，指向即在于此。动力有了，那么外界的约束环境如何呢？很遗憾，并不健全。比如在根源上还难以完全解决的地方干预统计的情况。《半月谈》曾做过一次调查报道，发现部分地方干部为了数据好看，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干扰统计工作，手段包括“下达”指标、“威逼利诱企业配合造假”等。但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你不听，人家就换掉你，更别想升迁调动了”——在地方统计部门人、财、物均归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统计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的背景下，干扰就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国家统计局也不能幸免。2016年1月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在向国家统计局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也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数”谋私，搞权力寻租。曾有专家给侠客岛举过一个例子，几年前统计局希望改善统计数据，搞了直报系统，绕开地方政府，选了一些企业自己填报生产数据。最终却发现数据依然很差，到地方上一看才知道，用户名、密码都在地方手里，企业无需填报。直到如今，无论在新浪还是腾讯微博，这个国家统计联网直报呼叫中心的账号，还在孜孜不倦的更新，但无人回复。又如“收益”和“风险”的不匹配。如果去查阅《统计法》，就会发现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处罚力度很难称得上“严峻”：大多数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是“通报”、“处分”。诱惑太大，笼子不牢。这大约是最容易说通的统计造假的逻辑了。也可以看出，这项改革需要的是通盘考虑。动作已经开始：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