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余干县诈骗村进化史

　　据当地人介绍，电白通信网络的繁忙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一位茂名警官估计，最高峰时麻岗、树仔两镇同时有上千部手机拨打诈骗电话，一部手机一天少则50通，多则300通。无独有偶，同样以电信诈骗闻名的福建省安溪，由于发送的短信量极大，通信基站被戏称为亚洲最繁忙的基站。

　　2015年春节时，回到麻岗镇的打工者发现，自己的手机信号微弱，不是打不通电话，就是通话质量极差。原来，为了整治电信诈骗，当地撤掉了一个通信基站。

　　而在一般诈骗案件中，警方寻求第三方公司的配合并不畅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大使张惠领告诉记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大多牵扯到银行转账，而如果警方希望从金融机构查看转账记录，分局先要向市局开取《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然后再向第三方机构寻求合作。如果涉及跨省或者境外合作，还要报请市局和公安部批准，时间则更加紧迫。而一旦诈骗成功，犯罪分子甚至能在几分钟内将赃款转移、分散。“侦查的速度就没法和他们散钱的速度比。”

　　犯罪分子会将赃款倒手多家银行，这也增加了追查难度。曾有一个银行职员被诈骗后，通过自己的关系，寻求多家银行朋友的帮助，追踪这笔钱的去向，发现犯罪分子转手了至少5家银行，直到最后转到一家小银行，这名受害人就再也无能为力。“银行内部人士被骗后，自己的追查速度都比不上骗子的转账速度。”受案的民警告诉记者。

　　另外，电信公司和金融机构也有工作时间，张惠领说，“他们不可能为了你破案24小时加班，有的时候真的是着急也没用。”于是，诈骗案件的赃款很难追回。

　　诈骗案件年均增长70%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诈骗的追赃很苦恼。”一位民警向记者坦言。诈骗团伙像传销组织一样，是金字塔结构，被公安机关逮捕的大多是底层犯罪分子，真正的头目很难追踪。一般在一个诈骗村中，只有头目被捕并供认作案细节后，他的“下属”才会配合。头目甚至对自己的手下做过反侦查培训，“你有多少证据，就定我多少罪，我们一句话不说。”而有时没有供词，公安机关很难从现场的电脑和账单上，获得足够证据。因为大部分情况下，IP地址的登记人并非真正实施诈骗的人。

　　一位经济侦查组的民警向记者坦言，“由于这类案件跨省追查难度大，有时，我们只能等着公安部牵头。”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决定，公安部、省级公安机关专项办将挂牌督办一批大案要案。对一些特别重大、地方侦办有困难的案件，部、省两级专项办要直接组织指挥侦办。

　　此前，不少地方破获诈骗案件也是根据公安部提供的线索。在2004年，镇江出现多起票据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制造的假支票甚至可以在银行取款。一张公安部的协查令让陷入僵局的调查起死回生。公安部的线索显示，当时全国多地发生了类似作案手法的票据诈骗。经过排查，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都来自河南省上蔡县，于是又一个诈骗村被起底。

　　自2009年起，公安部已经连续6年部署了全国范围的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专项行动，以便各地警方跨省合作。2012年，公安部又开通“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破案协作平台”，更为各地警方并案侦查提供了平台。

　　在2009年的行动中，全国共破获诈骗案件25137起，追缴、冻结涉案金额超过7000万元。河北丰宁、湖北红安和大悟、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等6个重点地区被先后整治，这些诈骗村的犯罪案件就有1274起，有564名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捕。

　　2015年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通信信息诈骗的发案量分别是10万起、17万起、30万起，年均增长超过70%。2014年的发案量稍有控制，但也增加到四十余万起，损失达到107亿元，然而这类案件的破案率却不足5%。

　　“其实目前所有的骗局设计都没什么技术含量，”杨郁娟说，“缺乏常识和贪婪让人容易受骗。”而一些村民受到来自城市的物质刺激，想要快速致富又没有找到合法途径，便开始以诈骗为生。“贪婪是受害人和诈骗者的唯一共同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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