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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州刺史折嗣伦



来源:折家将博客  发布时间:
  《新五代史·卷50·杂传38》:“折从阮,字可久,初名从远,避汉祖名改为阮,云中人也”。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元年》:“从远,云州人也”。
  《东都事略·折德扆传》:“折德扆,世居云中”。
  《宋史·卷253·折德扆》:“折德扆,世居云中为大族”。
  以上是见于正史的记载,一致说法是云中人。正史之外,折氏墓地中有三个人的碑文也讲到了折氏祖籍。
  《折嗣伦碑》:“祖讳华,云中人也”。
  《折克行神道碑》:“克行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从阮,唐末为府州刺史。《折可适墓志铭》:公讳可适,字遵正。其先与后魏道武俱起云中,世以材武长雄一方,遂为代北著姓,后徙河西,有号太山公者,因其所居,人争附之。”李克用为晋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隶帐下。
  三段碑文对折氏祖籍的记载有同有异,比正史所记,更为详细了些。关于《折嗣伦碑》前面讨论过,当可信赖,说云中人,和正史所记相吻合,当是信史。《折可适墓志铭》出自《姑溪居士后集》,作者李之仪,字端叔,沧州无棣人,早年师事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元丰年(1078年-1085年)举进士,与折可适为同时代人。徽宗初(1101年)曾提举河东常平,到过河东地区,和折克行、折可适见过面也有可能。因此,可以断言李之仪对于折家的事迹是有相当了解的,既有耳闻,又有目睹,又且李之仪作文相当严谨,范纯仁死后,还是李之仪为之作遗表。暮年曾从大文豪苏轼于定州幕府,苏轼称其“入刀笔三味”,足见其为文严谨为时人所推崇。如此分析,对李之仪所作的《折可适墓志铭》亦当肯定。《折可适墓志铭》中所说:“起云中”、“为代北著姓”、“从李克用”等语,亦当是事实。三碑之中,只有《折克行神道碑》对折氏祖籍提出异词,说是“出河西折掘氏”对此需作进一步分析。《折克行神道碑》原竖立于府谷杨家畔西约一公里的西堬头折氏墓地,后倒跌沟中,近年府谷县文化局使人从沟底掘出,运往西安碑林。克行碑丰大壮伟,青石质,长326厘米、宽140厘米、厚45厘米。这幢碑是折可求请示了宋徽宗之后于政和八年(1118年)刻立后。碑文撰写者毛友,宋史无传。《中国人名大辞典》(藏励和编·1921年):“毛友,宋西安人,字达可。守镇江时,方腊残睦歙,监司不以实闻,友奏言之。朱勔怒其张皇,遂与宫观,后为翰林学士。”守镇江正逢方腊起义,当在1119年-1120年,在撰写《克行碑》之后。撰写《克行碑》时和其前,毛友是干什么的,不得而知。不过既是奉敕撰写,有可能是翰林一类的官员。毛友和折克行是同时代人,尽管没有资料证明毛友和折氏家族成员发生过横的关系,但碑文内容当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当是无疑的。为人写墓志,盖棺定论,又属朝廷褒赐对象,溢美之词肯定难免,但人家的祖籍当不会凭空捏造,信手而为。所以“出河西折掘氏”不是臆断。如果把《折可适墓志铭》与《折克行神道碑》结合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有了比较完整的答案了。《折可适墓志铭》说折氏起云中,为代北著姓,后徙河西。《折克行神道碑》说折氏“出河西折掘氏”,二种说法说的是一个事实。即折氏祖籍云中,后来迁徙到河西。河西指什么地方?河西即黄河以西,与河东相对,就是折氏家族发达的麟、府、丰地区。
  折氏祖籍在云中,又说在云州,云中和云州在什么地方呢?折氏居云中当在唐末,现有资料多为宋人记载,二者是否一致呢?唐代有云中县、云中郡、云州。云中县,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置,治所即为今大同市。云州,初置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后屡有改变,乾元元年,(758年)由云中郡复为云州,治所未变,仍为今大同市。由此看,云中也好,云州也罢,都在今大同市。其辖境包括今大同市、雁北地区和朔州的一部分,北面可能达到内蒙和林格尔。折氏起于云中,沙陀贵族李克用在唐末也是以这一块为根据地而逐渐发达壮大,二者之间必然发生关系。所以,李克用“求枚于嗣伦”任为麟州刺史,李存勖初袭晋王,即任折从阮为府州副使,实际上赋予府州统治权,足见二者关系很深。
  府谷折氏家族祖籍云中,是在什么条件下,“徙河西”迁往麟、府之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知道创立后唐政权的沙陀贵族的历史。
  《新五代史·唐本纪·庄宗》:“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唐德宗时(780年—805年),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其后赞普为回鹘所败,尽忠与子执宜东走,赞普怒,追之,及于石门关,尽忠战死,执宜独走归唐,居之盐州,以隶河西节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镇太原,执宜从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万骑,皆骁勇善骑射,号沙陀军。”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沙陀内附”。朱邪执宜死后,其子朱邪赤心继承其位,统领沙陀军。唐懿宗咸通十年(870年),朝廷任命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随从神策大将军康承训征讨庞勋叛乱。乱平之后,因征战有功,朱邪赤心被唐朝廷拜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赐姓名叫李国昌。到此内附沙陀完成了汉化过程。
  振武军在什么地方?振武军初置于唐景龙二年(708年),治所在东受降城(今内蒙古克托克县西南黄河东岸)。天宝四年(745年)移治金河县(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折氏祖籍云中(大同市)和振武军(和林格尔)近在咫尺,必然要和沙陀贵族发生关系。事实也正如此。1976年在府谷县杨家畔西折氏墓地西堬头地下一米深的建筑物废墟中清理出《折继闵神道碑》,这幢碑长2.22米、宽1.07米、厚0.27米,青石质。大约是政和末(1116年—1118年)折继闵之孙折可求在请示徽宗许可之后刻立的。碑文撰写者张叔夜,碑文书法出自蔡靖之手。张叔夜,字稽仲,宋史有传。大观年间赐进士出身。在北宋有两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件事是出使辽国,以射术高超震惊辽人。第二件事是用计诱降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靖康初,金人南下,叔夜抱必死决心,保卫京师与金人血战四日。被俘后金人强之归北,叔夜绝食。到了白沟,仰天大呼,卒于途中。张叔夜与折氏家族肯定发生过直接的关系。第一个证据是做兰州录事参军时,根据当地形势,建议袭取天都山,建立西安州。天都山是西夏军事要隘,1098年折可适率部袭取。第二年(1099年)建立西安州。张叔夜当时应为折可适部属。第二个证据是张叔夜知海州时。当时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于京东一带,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起于江浙一带。宋朝廷大为惊慌,急忙派大军讨伐。折可存率部参加征讨,先剿灭方腊部属吕师囊,后擒获宋江,可以说张叔夜对于折氏家族是有相当了解的。这也大概是徽宗诏命其为折继闵撰写碑文的主要原因。在张叔夜撰写的《折继闵神道碑》中有关于折氏祖先的一些情况,至关重要,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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