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府州折家将爱国主义精神研究

　　折氏家族兴起于府州，自唐末仕于唐，五代时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至宋，折氏皆附顺于中央政权，接受其册封和粮饷，世袭府州刺史，爵禄不曾中断。折氏家族虽曾独霸一方，但从未独立称王，除折可求迫于形势降金外，折氏家族归顺的都是从道统上看正统的中央政权。因此，搞清府州折氏世系与官职是府州折氏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府州折氏与宋王朝关系的基础。目前，学者对折氏世系及官职的梳理十分清晰，有的详细，有的粗略，争议的地方并不多。

　　折氏家族在府州的兴起应从折宗本算起，从其孙折从阮镇府州开始到折可求降金，折氏家族世袭府州刺史200余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凭借麟、府独特的军事战略位置，麟、府二州成为抗击契丹和西夏的前哨阵地，从而造就了折氏家族的卓越功勋。折氏家族成员几乎参加了历代封建王朝抗击契丹、消灭北汉、抵御西夏的较大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军事行动中，他们大多充当了先锋与统率的作用。折御卿之后，折氏家族五代人和党项建立的西夏政权角逐百余年，经历了无数次艰苦的战争，在他们所经历的重大战役中，除了抗击敌人的军事入侵外，还有护送军粮、军服等军需物资的遭遇战，为兴建城郭、堡寨等军事设施而屯兵应战。他们在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军事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折御卿带病临敌、死于阵前，折海超、折惟信战死疆场。折惟昌带病冒风沙护送军粮，病逝于军中，年仅37岁。折氏镇守府州期间，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为政清廉，团结部众，得到了蕃汉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和褒奖。

　　折家将起自五代时期的名将折从阮，原系鲜卑族拓跋氏之后裔(亦说党项或羌族人)。折家是云中(今山西大同)大族，武将世家。折从阮自后晋、后汉、后周以来，一直以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为根据地，为中原政权镇守西北，屡败契丹。周世宗时，折从阮为汾宁节度使，其子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父子俱为边关主将，一时传为美谈。

　　第二代折家将是折德扆、折德愿兄弟。折德扆是长子，少时从军，以勇猛善战知名。北宋初年，兄弟二人镇守府州抵御契丹人，屡次破军杀将，折德扆年轻时就已经担任永安军节度使，负责府州军务。传说折德扆有一女，嫁给了名将杨业，此女便是大名鼎鼎的折(佘)太君。

　　第三代折家将最著名的是折德扆之子折御勋、折御卿兄弟。折德扆死于任上后，折御勋领汾州团练使、权知府州事，后改任泰宁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二年卒。折御卿协助其兄统领部众，屡有战功。淳化三年，以军功升任府州观察使。淳化五年，拜永安军节度使，大败契丹大将韩德威，斩首五千余级，韩德威?°仅以身免?±。不久，折御卿病重，韩德威欲乘机报仇，率众来袭。御卿抱病出战，《宋史》记载：?°其母密遣人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于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言讫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其忠肝义胆，令人慨叹。

　　第四代折家将最知名的是折惟信、折惟昌、折惟忠兄弟，《宋史》记载。折惟信作战勇猛，折惟忠善治军，折惟昌智勇双全，射术精湛，屡建奇功。折惟信、折惟昌皆战死沙场，折惟忠亦死于永安军节度使任上。

　　折家将第五代主要有折继世、折继祖、折继闵等，都是抗击西夏的名将。第六代折家将以折克行最为知名，他随名将种谔抵御西夏军队，?°与西人战大小百七十遇，未尝丧败，掳获钜万万?±(《折克行神道碑》记载)。?°每出必胜，夏人畏之，益左厢兵，专以当折氏?±(《宋史》)。

　　第七代折家将有折可大、折可存、折可适、折可求等人。折可存曾随童贯率军镇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折可适随种谔征战，勇武多智，曾大破羌夏联军十万之众，是北宋西北边境少有的大胜仗。

　　第八代折家将中，折彦质、折彦野、折彦文等俱为一时名将。两宋之交，天下大乱，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大战金军，后随宋高宗南渡，居官三十余年。而折彦文则战败降金，金人仍命其镇守府州，仍与西夏军对峙。后为改善与西夏的关系，又将其调往青州任职。

　　二、折家将爱国主义精神内涵

　　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对于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民族所怀有的深切的依恋之情。折家将爱国主义精神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精神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以宗法制度为载体的家国同构的精神。中国古代所谓“家”，主要有两个内涵。其一，是指个体家庭，它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但“家庭”二字在古代文献中出现较晚，到南北朝时才出现。《礼记·礼运》中所说的“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而家肥”，这里的“家”即指个体家庭。其二，“家”在中国古代还指卿大夫的家族或采地。

　　“家”的第二种内涵与“国”有一致的地方。“过”在古代不仅指统一的“国家”，还指诸侯、卿大夫或他们的封地。如《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里的“国”指诸侯，“家”指大夫的家族。又《孟子·离娄上》：“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赵岐注：“国，谓公侯之国。”《列女传·辩通》也说：“国。诸侯也。”“家”与“国”的这种一致性，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特点的基础。

　　黑格尔凭着对中国文化的有限了解竟敏锐地体察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独立人格的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治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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