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年间宋廷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由于西夏屡屡犯边，宋在下诏归还西夏旧地后，除了元祐二年二月西夏归还陷番人口318人外，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尽管宋对青唐的侵袭迎头痛击，对西夏还是保持了克制，以防止与西夏的战争全面化。而西夏在屡次入寇均难获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宋示好。元祐四年二月，西夏遣使向宋谢罪。六月，又遣使议疆界，企图以四寨交换兰州、塞门二寨，宋廷予以拒绝，但答应恢复岁赐。十月份，双方终于议定边寨交割事宜，宋归还西夏葭芦、米脂、安疆、浮图四寨，西夏再次归还永乐陷落人口149人。而具体划界，则一直没有完成，至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宋夏战争又起，四寨之地很快被宋军收复。

　　三、弃四寨后宋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宋夏四寨交割后，双方开始具体的划界讨论。元祐五年八月和十一月，西夏两次遣使议疆界事。但由于双方犬牙交错的侵耕问题，导致双方在划界时矛盾重重，而焦点则集中在兰州城附属的质孤、胜如二堡上。因兰州附近本为西夏肥美土地，夏人有“御庄”之称。自李宪城兰州筑堡其地后，此地属宋，划界之时，质孤、胜如两堡也算在兰州属城中。西夏不愿失去这一地区，先是多次要求宋废弃质孤、胜如二堡。在被宋拒绝后，执政的梁乙逋多次兴兵犯堡，遂将二堡毁弃，但当夏军撤出后，宋方又不断修复。面对西夏的强硬，宋方也有人主张废弃质孤、胜如二堡，从而避免与夏人的战争，但措置边事的范育坚决反对，最终宋决定保留两堡。

　　西夏之所以一再犯边，正如范育所说，并非“以尺寸之壤为彼利也”，而是因为“熙河形势控其右胁，临制其国，尝欲削吾边面，毁吾藩篱，使吾边常危，则彼有常安之计”。故而宋夏之间停战实际上很难达成，西夏的反复无常事实上证明了元祐初年企图通过弃地予夏实现停战思路的破产。而元丰、元祐年间对西夏的成功防御，也肯定了北宋的军事力量，证明对西夏无需过多让步。由此，宋对西夏的政策渐渐转向，虽然在元祐后期并未大举进攻西夏，但已不再纵容西夏的无理要求，并开始以攻为守。元祐七年二月丁卯朝廷下诏“陕西、河东边要进筑守御城寨”。八年四月，夏人再次遣使企图在承认兰州归宋的前提下要回塞门寨，也被宋一口回绝。政治形势和对夏政策的变动也必然影响到对弃四寨问题的重新评价。

　　事实上，因与西夏连兵不解，宋君臣也不断在反思对西夏政策，四寨问题也不断被重提。元祐六年九月壬辰，西夏再次寇麟、府州，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就上奏认为宋给赐西夏四寨，恢复岁赐，对西夏已经仁至义尽，而西夏却“负背恩信，悖慢愈深，輙兴师旅，侵犯边境。苟纵而不问，异时必为大害”。西夏数次犯境，朝廷本来想要怪罪边将时，原来提倡弃四寨的范纯仁主动领罪，以为自己“御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罢帅，移知河南府，窃恐未厌公议，望再行黜责”。最后范纯仁由太中大夫降为中大夫。尽管范纯仁是自请降官，但从“未厌公议”的说法看，当时对弃四寨之事应已多有批判。至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政事又再次起了大变化。

　　哲宗亲政后，改第二年为“绍圣”，宋廷在人事和对外政策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对夏方面，哲宗并不满足对西夏的浅攻，又开始大规模开边之举。同样在人事上也开始废罢元祐诸臣，启用熙丰旧人。在对元祐诸臣的一片声讨声中，弃四寨事又被重新讨论。绍圣元年（1094）三月乙亥，吕大防罢相。弹劾他的右正言上官均在提到吕大防的诸多“罪状”时便将“弃神考经画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之患”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条。殿中侍御史郭知章上章认为：“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髙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

　　于是章惇等罗列了自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十一人。并认为赵卨、范纯粹等“挟奸罔上”，“不可不深治”，而哲宗“以为然”。于是元祐诸臣纷纷被责降。到了这年七月份，绍圣派再次提及弃四寨事，认为“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飬边患”。因此刚刚罢相的范纯仁由右正议大夫降一官为通议大夫。甚至徽宗时范纯粹、司马光等人入元祐党籍也与弃四寨有一定关系。

　　余论

　　元祐年间弃四寨无论对宋夏关系，还是宋朝政治史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围绕着这件事的讨论却能折射出当时宋夏关系和宋朝政治的一些脉络和走向。就当时的争论来说，弃地与否刚开始还仅仅只是政策之政，并没有演变到君子小人之辨和党派之争。尽管最后弃地主张占了上风，但主张保留沿边堡寨的人也并没有受到处罚。而到了哲宗绍圣之时，原来的政策之争却演变成了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尽管文彦博、苏辙、刘挚等人的被贬最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弃四寨，但弃四寨显然成为绍圣派打击政敌的一个重要口实，章惇甚至还因此罗列了十一人的处罚名单，可谓触目惊心。而到徽宗时期，元祐诸臣位列元祐党籍，弃四寨之事同样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弃四寨问题之所以从政策之争演变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事实上并不在其本身，而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在“一道德、同风俗”的思想压力下，在想要变更神宗之政但又不便否定神宗的现实困境面前，元祐诸臣借用了原来的君子小人之辨，将神宗时期的开边政策归结为小人希功邀赏所致。如元丰中开边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李宪，就被御史中丞刘挚批评为“贪功生事，一出欺罔”。同样，吕陶也将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与“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谤毁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等事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事积恶盈，罪不容诛”。这种将神宗和熙丰之臣两分的做法成功地摆脱了元祐诸臣在面对神宗遗产时的尴尬，但却也成为对熙丰之臣惩罚过度的诱因。对熙丰之臣的过度惩罚又导致了哲宗、徽宗时期新的反弹，增加了之对夏政策和政治走向新的变数，也必然导致对弃四寨事的重新评价。弃四寨事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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