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年间宋廷对四寨问题的讨论

　　神宗去世后，在以母改子的旗号下，元祐诸臣对神宗之政多所变更，史称“元祐更化” 。当时“更化”主要集中在内政方面，熙宁年间的诸多变法措施渐次废除。新法尤其是青苗、免役等的废除，导致宋财政吃紧，维持边防堡寨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新法的废除动摇了战争的经济支柱”。新上台的旧臣如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均不喜熙丰之政，在神宗用兵之时就多次上言谏止。加上元祐初期，君臣忙于变更新法自然无暇也不愿与西夏再起冲突。因此，对夏政策的改变势在必行。此时，西夏也十分注意宋朝廷的动向。元丰八年六月，借神宗过世为名遣使进慰表；十月又因梁太后丧告哀于宋，在吊丧、告丧的同时也观察宋朝廷内部变动。借西夏使者到来之机，宋廷企图改善与西夏关系，因此，是否应趁此归还西夏旧地以改善宋夏关系成为宋廷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由此宋廷内部开始了弃地与否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应该归还西夏旧地，二是归还哪些地方的堡寨。

　　元丰八年十月，刚升任左谏议大夫的范纯仁首先向朝廷建言，趁西夏使者来祭奠之际，优待夏使，希望能早日与西夏停战。此论一出，得到了侍读韩维和门下侍郎司马光的赞同，“俱劝上以弃地和戎为利”。韩维立即上言附和，指出“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弃地与夏，结好夏人，从而与西夏停战。

　　真正使弃地问题受到朝廷高度关注的是宰臣司马光所上奏章。在这篇奏章里，司马光认为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皆孤僻单外，难以应援，土地贫瘠，难以守御。宋得之无利，而西夏失之为害，因为此数寨深入西夏境地，控扼西夏腹心，故西夏必然会全力争夺。为了避免与西夏的战争，主张自神宗用兵以来所得西夏旧地，归还西夏，而兰州和定西城因原非西夏旧地，可暂时保留。并提出对西夏的上下两策，上策返其旧疆，下策禁其私市。司马光所以如此汲汲于早日归还西夏旧地者，其目的则在于结好西夏，与之停战，认为“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在朝廷没有对弃地达成决议前暂时采取了司马光的下策，元祐元年正月正式下诏，在河东和陕西两路严禁边民私市。

　　司马光上章后，太皇太后两次手诏大臣访问西夏事宜。范纯仁再次申弃地之说，并主张用被弃城寨交还永乐城失陷人口。文彦博也认为当时宋朝廷为多事之秋，应尽量避免与西夏的冲突。而同被访问的吕大防则不主张弃地，他认为西夏无信，且并无威胁宋的实力，而兰州又非西夏旧地，绥、兰之地皆并塞美田，招致边民可省边兵。之后，此事又数有臣僚论列。

　　在宋朝廷讨论弃地事宜之时，元祐元年四月西夏的贺哲宗登基的使者尚未离去，因此西夏对宋朝廷内部的动向了如指掌。在明了宋内部有不少人主张弃地时，六月份西夏索地使臣很快到达，请求宋归还兰州、米脂等五寨。夏使的到来迫使宋廷直面弃地问题，关于弃地与否的讨论也到达了高潮。侍读韩维、右司谏苏辙、左司谏王岩叟、御史中丞刘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等纷纷上章，主张弃地与西夏。尽管各人主张的所弃堡寨略有不同，但通过弃地与西夏停战、保持边境稳定的目的则基本一致，同时范纯仁又数次提出借交还堡寨之际，用布帛赎回永乐城陷落人口。尽管主张弃地的人不少，但也有人对此反对。同知枢密院安焘反对将熙河一路尽数弃与西夏，右仆射吕公著尤其反对将兰州割让。

　　事实上，比弃地与否更重要的是究竟应该放弃哪些堡寨。即使主张弃地的诸人在这一问题分歧也很大。最极端的是文彦博的看法，主张将神宗用兵以来所得土地包括沿边诸寨甚至熙河兰会路全部放弃。王岩叟主张的弃兰会路之说与之相近。此外，司马光、范纯粹主张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等寨，归还西夏旧土；苏辙主张弃兰州和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五寨；范纯仁主张以西夏旧土交还永乐城失陷人口，且每人加绢帛十匹；安焘、吕公著等不主张弃兰州。文彦博、范纯粹弃熙河一路的主张显然不现实，在安焘等人的驳斥下，很快被否定。最后，问题的焦点其实集中在了兰州当弃与否上。文彦博、范纯粹、范纯仁、苏辙等主张弃兰州，而吕大防、吕公著、安焘等均不赞成放弃兰州。主弃者认为兰州控扼西夏，西夏必然来争，不弃兰州则难以与西夏停战；主守者则认为，兰州本是西番旧地，本非西夏土地，不归还西夏乃理所当然，之前前往熙河措置边防财用的孙路和穆衍更认为“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弃则关中动摇”。最后讨论的结果其实综合了各方意见，即“用兵以来所得地土，除元系中国旧寨及顺汉西番境土外，余委边臣商量，随宜分划给赐”，同时以绢十匹的代价赎回永乐城陷落人口。熙河、兰州等得以保留，最后所弃的其实是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

　　纵观元祐诸臣主张弃地的奏章，可以发现其弃地理由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神宗朝西夏内乱，神宗吊民伐罪，取其地以示惩罚，此时趁哲宗刚即位、西夏朝贡之际将所取土地归还西夏，不仅可以达到惩罚西夏的目的，也使得神宗之问罪实至名归。其次，神宗朝所取沿边堡寨，很多都是控扼西夏的要害之地，乃西夏必夺之地，此时弃地，可以避免与西夏的战争，从而为国内内政调整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第三，熙河兰会路和沿边堡寨的维持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这对宋朝廷和沿边州军的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三者之中，核心理由其实是通过弃地达到与西夏停战的目的。因此，此次弃地实际上是建立在弃地可以与西夏停战的预设上，一旦预设破裂，西夏再次犯边，那么以后对弃地问题的重新检讨将成为必然，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对西夏政策的调整。反对弃地派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认为弃地与停战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最后的事实证明，西夏并没有停止对宋的骚扰，元祐政策的改弦更张不可避免。

　　由于宋答应归还的四寨中不包括西夏一直渴求的兰州城，西夏并不太满意这个结果。元祐元年七月，西夏国主李秉常逝世，三岁的李乾顺即位，西夏再次回到摄政时期，“政治阴谋伴随着不断孕育的军事野心。攫取兵权、建立军功和巩固个人权利成为循环因果。”执政的梁乙逋为树立个人威信，以宋在西夏境内擅自兴筑龛谷寨为由，大举入侵，其意实在夺取兰州。此后屡屡攻击宋沿边堡寨。而此时，青唐阿里骨立位之后，也企图夺回熙河地区，于是与西夏联合，约定“以熙、河、岷三州还西蕃，兰州、定西城还夏国”，并结约汉界属户为内应，大举寇边，攻占洮州，并兴兵七万围南川寨，熙河为之动摇。在种谊、姚兕、游师雄等人的相互配合下，种谊、姚兕分兵两路，直取洮州，擒获阿里骨大将鬼章，由此宋挺进到洮河流域，熙河安全得到保证，青唐一蹶不振，阿里骨第二年便派人向宋请和，双方恢复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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