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种世衡及种家将西北事迹考略
来源：折家将博客 发布时间：
金人入侵时，种师道年事已高，天下号称“老种”。朝廷授予其加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师道号称领兵百万，屯兵汴水南，逼近金人大营，“金人惧，徙砦稍北，敛游骑，但守牟驼岗，增垒自卫。”[奈何朝廷一味苟安，得过且过，竟然与金人讲和，遂成“国患”。当金人即将打到京师时，师道带病迎战，时姚平仲为副帅（与种家同为山西巨室）。师道主张宜等春风过后开战较为有利（比朝廷开战计划晚七天），但姚平仲却担心战功独归师道一人，极力上言主政李纲，要求及时出战。李纲偏信一面之词，临时让军队听姚平仲节度，钦宗也轻信姚平仲之言，“以为（师道计）缓，竟用平仲斫营”遭致大败，“既败，李邦彦议割三镇，师道争之不得。”金人退兵之后，种师道兵权被解，钦宗竟“师道老矣，难用”为由罢为中太一宫使。种师道认为金人还会卷土重来，建议“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最终不用其言。京师失守后，钦宗竟“搏膺曰：‘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师道遗恨病死。三种家将从种世衡立功青涧起，至师道、师中历三世，史书评价世衡“诸子俱有将材”。号称“山西名将”。他们的事迹彪炳史册，其命运也与北宋浮浮沉沉。其中世衡因带病修筑细腰城，致积劳成疾于庆历五年病死，死后“人皆画像祀之”，范仲淹谓其“国之劳臣，不幸云亡”。其子种古在徙知鄜、隰二州时卒；种谔命知延州，却因“疽发背卒”；种谊“会迁东上閤门使、保州团练使，卒”；种朴因中敌人埋伏而战死；师道临危受命，但因“徽宗任宦竖起边衅，师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祸。”师中则因“独以麾下死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赏赉不及，皆愤怨散去，所留者才百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疾而死。”对于种氏家族这一结局，不仅与当时北宋战备不修、师旅不整有关，也与文人掣肘牵制、政策指导以及武将素质都不无关系。明人柯维骐的论说可谓鞭辟入里：“种氏本洛阳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产名将。顾不异哉！然为将之道，善谋为上，善战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谔也，绥州之役，得不偿失，矧西师再举，祸结而不可解耶。方奸臣童贯、王黼用事，师道数谏伐辽不售，无足怪者。金虏入寇，大臣忠亮可倚任者，惟李纲、许翰其人。顾不能用师道、师中迟重之计，而国遂至于大衄可慨也夫。”柯维骐认为种世衡有勇有谋，而种谔绥州一役却得不偿失，还引发西边战事，而师道、师中则因奸臣当道，其计谋终不能被用。种家三代前仆后继，与北宋王朝共存亡，这一悲剧性的结局若从宋朝整体国策来看，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陈锋先生在其《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一文中非常深刻的指出了宋朝与以往朝代在防御与守备上的巨大不同，宋朝用“保守的、重内轻外的意识取代了积极进取、拓边外向的精神”，而其国防战略则“蜕变为被动防御和教条空论的结果”。而这一转变从很多大臣的言论中可以窥见，太平兴国五年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太宗书，认为君天下者“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又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河北南路转运副使田锡入朝对事亦云：“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土，惟务广德业……愿陛下念征戍之劳，思用度之广，爱人惜力，无屯兵以费财，修德服荒，无略内以勤远，亟诏执事，宽其诛锄，又何必蕞尔蛮陬，劳于震怒，此外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曾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大臣们的言论无疑会影响朝廷的决策，《宋史·林光列传》“论”曰：“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因此，宋代形成守内甚于防外的思想绝非出于偶然，他们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于是，北宋乃至南宋一味地苟安偷且、过一天算一天，一味地想通过赏赐大量岁币、缯帛等换取短暂的和平，并使之成为一种常态。遂使西夏、辽、金“气焰益张，常有并吞关中之意”，宋亡终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