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人大教授张杰：中美进入制度竞争的特定阶段
来源： 首席看市
（作者信息：张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杰是我在南京大学的师弟，是一位学术大牛。这几年发表的国际性论文无数。
自从特朗普减税以来，供给学派的思维再次在全球走上经济政策舞台。供给学派的核心思路之一便是税收改革，以及一些列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改革。张杰教授，看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中，中美竞争的本质。
——题记
原文：
一、中美竞争呈现出新变化和新格局么？
2017年27日，美国共和党推出一项据称“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的全面税法改革计划，这项新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求将美国公司税税率从35%下调至20%，这个20%的新税率，已经低于全球工业化国家22.5%的平均水平。力主推行该项新税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降低公司税税率是“一项革命性改变”，“随着就业岗位开始涌入美国，随着公司开始争夺美国劳动力，随着工资继续增长，最大赢家将是中产阶级工人”。在笔者看来，姑且不论特朗普所推出的全面税法改革计划，最终的最大赢家是否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但是，美国即将推出的国内税法全面改革计划，表面上看，是美国针对国内经济问题所推出的一项重磅改革计划，深层次来看，其既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计划的具体步骤，更是美国实现“再伟大”战略的具体策略。而且，这预示着当今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由军事竞争、地缘政治竞争、价值观竞争等回归了最为基础的竞争——经济竞争，或者明确地说，是制造业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全面竞争。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就放弃了利用地缘政治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竞争策略，而是在不放弃既有战略竞争策略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国家优势强项，制定了新的战略竞争策略。
近年来，美国针对处于全面崛起阶段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但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壮大、所坚持的“互利共赢”式对外开放战略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自愿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针对中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竞争的效果。而且，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些战略竞争举措，既消耗了自身的相当物力财力，也暴露和放大了自身的诸多制度以及制度改革能力不足弱点，削弱了美国价值观和美式民主体制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动摇了美国最引以为傲的全球软实力。毋庸置疑的是，事实上，中美这两个价值观体系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均向国内民众以及全球各国民众所做的一个潜在承诺是，国家制度的合理性，是构建在国家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基础之上，构筑于普通民众所能分享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体系之上，而非孤立于经济发展能力以及民众获得感之外。换而言之，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中美两个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应该是为全球各国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示范能力，提供社会制度公共产品的能力，倘如某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出现了问题，这就隐含地意味着该国既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可能就难以再具有说服力和示范力，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经济发展能力实质上是决定国家价值观和软实力的基础性因素。
事实上，美国已经意识到偏离了经济发展能力、偏离制造业这个战略竞争逻辑核心的代价，美国在自己的资本家和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体系下，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贸易和分工收益，却无法在国内实现均等化的重新分配，以工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和工资增幅空间受到创造性破坏，中产阶级所面临的一系列生存和发展困局，成为美国当今社会最为突出的发展问题。在美国既有的政治体制格局根本无法撼动，各种利益集团日益固化的强力约束条件下，正是高度认识到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基础性作用，最为激励相容的改革策略就是针对企业家和富人们进行减税，通过对既有的全球化体系的重构，通过刺激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重新崛起，从而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来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很显然，美国所即将推出的减税政策，对于依靠“制造业立国”、“制造业强国”的中国而言，必然会造成直面的竞争格局，达到“一石二鸟”的战略实施效果，既压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壮大空间，又解决了美国国内工人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增加问题，由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转入了经济竞争或者具体来说以制造业竞争所主导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