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占收藏界半边天 利益不该是收藏全部原因
除了皇帝,从古至今的士大夫也均占据着收藏市场的半边天,为文化投资贡献着不小的力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人收藏正趋于没落
士大夫是收藏的半边天,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民国都是这般。民国时期,我国精英层面由官、商、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有167人之多。所以称中国的高端收藏为文人收藏是有根据的。
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也有条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书画家的馈赠;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不少教授、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
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文物为文化事业、为研究学问、为提升自身修养服务的特点就更为明显。由这些人加上儒官、儒商组成的收藏结构,则更受到社会的尊敬,谁也不会小觑。比如吴湖帆、徐悲鸿先生,因为收藏品丰富,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鉴定了真伪,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转让和贡献,他们每家每户都是优质文物的蓄水池,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则汇入大江、大河,支撑起了国家的收藏事业。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随朵云轩总编辑黎鲁先生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洽商,准备把戚叔玉先生捐给上博的碑刻加以出版,一问有7000多件,真是惊人得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一事并未启动,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从一个藏家已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