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铁腕治市一年:暗推注册制 严打为股市立规矩
在实行注册制的美国和香港,由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来对IPO进行审核,审核的主要方式是对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就明显存在违规嫌疑的行为进行核询、问询,这也是交易所最常态化的监管方式。
呼吁证券市场由审核制向注册制改革的政策主张之一是,把IPO审核权从证监会下放到交易所。这个主张的背景是,之前审核制赋予了证监会过大的行政权力,证监会发审委把IPO审核权当成垄断资源,而其人力又不足,导致权力寻租和发审速度过慢,形成IPO堰塞湖,严重影响了股市融资功能。
根据国外的经验,如果注册制落地,企业的IPO审核权很有可能要落在交易所身上。近一年来,人们确实看到,证监会与交易所在职能和权力划分上,出现了新的动态转移。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交易所向上市公司发出监管函、问询函的情形在A股市场上越来越频繁而常见,仅2016年5月,沪深两大交易所就发出了145份问询函。典型的比如围绕影星赵薇旗下公司与浙江万好万家(16.870, -0.11, -0.65%)公司之间的收购案,上交所已经发出了五封问询函,导致收购计划一次中止,一次出现重大变更,目前仍在博弈中。
2017年2月10日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刘士余要求交易所把风险放在第一位,并加强“一线的监管”。
“这个提法在以前是没有的,原来的交易所是一个带有自律性的交易平台,并没有主动监管的资格。”董登新告诉南方周末,在IPO这个环节上,证监会已经在简化流程,减少代替投资者进行判断。在他看来,刘士余上述表态的潜台词,是让交易所分担证监会的部分监管职能。
在冷静看来,从法规上,交易所的一线监管权一直都有,只不过在证监会的强势之下,监管权限不断萎缩,此次刘士余重申交易所的一线监管权,实际上也是还权给交易所。
蒋大兴告诉南方周末,注册制落地时,证监会在企业前端融资审核方面的权力会缩减,而交易所这方面的权力将会增加,“以前交易所发现违规线索后会提交到证监会,但是证监会又忙不过来,导致处理不到位。将交易所推到一线监管上,可以减轻证监会后端监管的压力”。
蒋大兴是较早提出“权力型”证监会需要隐退的学者,但他也坦承,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考虑清楚,“比方说审核权下放到交易所就能解决之前证监会审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吗?”
严打为股市立规矩
审核权下放之后,证监会的工作重心将从前端审核转移到后端监管,大数据技术在证监会的监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核权下放之后,证监会的工作重心将从前端审核转移到后端监管,即企业上市之后的市场监管。
上任之初,刘士余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监管思路很明确: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过去一年,是中国股市重新立规矩的一年,高效务实、铁腕治市也是刘士余留给市场的最深印象。
2016年7月8日,证监会通报欣泰电气被正式认定为欺诈发行,并将启动强制退市程序。欣泰电气成为因欺诈发行退市的第一只股票,也是创业板退市第一股。
9月9日,证监会对外发布实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借壳标准,旨在给A股狂热的“炒壳”潮降温。西藏旅游(22.290, 0.09, 0.41%)等多家上市公司终止重组,其中大部分终止重组的方案涉及借壳,暴风科技、富春通信(21.510, 1.23, 6.07%)、三联商社(17.290, 0.22, 1.29%)等企业的并购重组则相继被否。新规之后,A股市场的“壳”价已下跌了30%以上。
2016年,证监会还首次集中部署开展了IPO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专项执法行动,使近70家首发申请企业主动撤回申请,占当时在审企业的约10%。
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把再融资当成廉价的圈钱工具。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A股上市公司共计有上千亿募集资金闲置在购买理财产品等之中。此外,上市公司变更定增募资用途,并引发交易所发出问询函的案例不胜枚举。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颁布再融资新政,从再融资规模、频率、资质和定价基准四个方面,遏制上市公司过度、频繁融资和定增套利。
更具标志性的,是一年来证监会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严打。
2016年,针对IPO欺诈发行、中介机构推动造价、恶性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俗称“老鼠仓”)在内的四类行为,证监会先后部署了4个批次的专项行动,共计查获50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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