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长江边国家级保护区被排污“蚕食”7万亩萎缩一半
据了解，天鹅洲保护区的面积不小，但真正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2名，巡护、监测、管理等人手常常捉襟见肘。天鹅洲虽是国家级保护区，但是监控设施至今没有建设到位，监控防护基本靠“脚跑眼看”，管理成了“水到哪，管到哪”的局面。张振华坦言：“维护生态是给人类作贡献，没有给地方作贡献，反而还产生渔民转产、限制工业项目落地等矛盾，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地方的支持与配合。”按照政策，渔民安置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任务，但因安置不力，最后麻烦事就落在保护区头上。”
与此同时，保护区的水量，保护区也没有发言权。天鹅洲保护区在1998年前是与长江连通的，1998年大洪水后，故道的上游修建起了堤防，阻断了长江水，使得保护区成了死水，只能依靠下游的天鹅洲闸排水或者从长江引水。
“但是对于保护区水量至关重要的泵站管辖权在地方水利部门手里，每次都是我们去求他们放水、抽水。”张振华说，保护区的需求并不是水利部门首要考量的因素。如果放水，就会淹掉一些农民违法占用的滩涂，如果抽水可能造成农民取水困难，所以每次协调保护区的水量都大费周章。
平衡发展与环保关系，加大执法力度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实施生态建设与修复工程，深化大气、土壤和水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治，建立地区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在危起伟、张振华等专家看来，保护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地方发展与生态保护不相协调，执法主体不明、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
他们建议，加强落实相关生态保护法规政策，同时调整考核指挥棒，加快沿江城市经济转型。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对于江豚保护，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同时匹配生态补偿政策，有条件的情况下，适度引入生态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协调环境和经济利益。
解决保护区内部发展问题，还需国家加大生态保护资金和政策的投入。一方面希望配备现代化远程监控设施，加快建设上游泵站、设立隔离装置，增加相关法律宣传标识等；另一方面，增加编制，吸引专业人才。“例如，保护区急需救护队，让搞养殖出身的技术人员去搞救护有些力不从心。”张振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