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农民：没有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

当一个精英学校来到一片化工搬迁后的未修复之地，矛盾就一发不可收拾，问题也逐一冒出来，远远不止土壤污染那么简单，里边牵扯到的利益相关方盘根错节。你会问，为何学校远在毒场修复完毕前就开工建设？新建校址环评是怎样参考污染场地修复环评的？如何确定有毒土壤通过环境介质影响人体，还是有别的传播介质？

由于施工时所用的地下水水源受严重污染，导致学校课室、宿舍、图书馆等多处，出现丙硐、苯、甲苯、二氯甲烷等有毒化学品含量超标。

但一切技术性问题的背后是不容脱责的人为力量。比如，是谁要常外开到现址上来的？再比如，为何一个地级市的中学校址间要腾挪互换不止？据媒体所说，常外原址上将迁来常州三中，而三中原址将迁来常州实验初中，后者的校址将被用作商业开发......

从技术层面来说它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学校迁址背后的利益架构恰是更潜在的驱动因素。从近些年的举国轰动的公害类事件，你都能捋出一条相差无几的逻辑线，那就是利益驱动下的城市要开发，而原本的环境潜在威胁都“来不及”去研究透彻。这件事中，一方面是环保要求还未提上日程时企业的乱排乱放；另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新区开发、城市包围农村；当中夹杂着尚未理清，或是还不成熟的环评技术要求。

当“土壤污染”慢慢体现为更多的“场地污染”案例，我们才发现这是城市“退二进三”的缩影。更多的农地开始转换性质时，它的“污染成本”才有人会发现并治理。而污染场地修复就是在“城市化扩散”的时代条件下倒逼而产生。就像一位农民的说法启发了我，“如果不是那么好的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在苏锡常这样的江苏省老化工基地，经过了与化工“相邻相亲”的蜜月，再摒弃转型的漫长历史过程，它所要承担的环境代价潜藏在几十年的新中国工业化既定轨道里，也许正慢慢向城市人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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