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常州农民：没有学校开到这里来，谁会关心土壤污染？
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毒地地皮的三厂原址，地下水出现氯苯、四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最严重样本中，氯苯超标逾9.4万倍，土壤氯苯亦超标7.8万倍，汞、铅、镉等重金属亦严重超标。
这所准精英初中搬迁到这个劣等地段来，才“偶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毕竟，与常隆化工厂，以及它的前身常州农药厂为伴了几十年的周边农民，他们早已习惯了捂着鼻子。地块东边的一处居民点上，一位原本是农民的居民这样跟我解释：“那些家长都有权势啊，如果我们来闹哪里会有作用？”去年九月，学校搬迁至此的时候，那两千多个家庭必须告别老市区，为了孩子每天在这片政府要大力开发的城市北部新区穿梭。气味不会骗人，当去年年底，该地块在修复的过程中因操作不慎而引发刺鼻气味时，敏感的家长立即拉横幅示威，并在惶恐中自发带孩子去体检。
未知的永远是最惶恐的。因为这次你不知道具体污染源以及传播方式，不像之前的农田土壤污染，我们会像关心日本水俣病一样关心农民，当城市化向污染场地靠近时，健康风险就像是埋在地底的定时炸弹。记得三年前，也是暮春，湖南“镉大米”事件沸沸扬扬，同时，江苏省地调院也“漏出”一份报告称苏锡常地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加剧，有的超标几十倍。
我曾于那时前往无锡和南京，按照报告所示的地理位置找到了那个村子，并意外碰到一位农民，他家的房顶上装上了伞状的莹白色收尘器，他的两三亩地里被洒了各种各样的修复剂，那是南大环境学院“委托”他做的实验。南大师生在那两年都会上门问他索要稻米样本，虽然这位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不知什么是镉米，更不知自己就耕作在污染土壤之上。
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
我找到南大环境学院领头土壤修复的王晓蓉教授，当时她已73岁高龄，低调并迂回地跟我谈起这个敏感话题。他们像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国土部门一样，也在实验着各种土壤修复法，并期待有天可以推广下去，挽救“苏锡常”这个重灾区。说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她提到一些技术无法覆盖的空白，比如我们现在都是用“布点法”把土壤划分为网格而进行检测，但一块区域里真实的污染状况却存在变迁性和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给一块污染地真正科学的结论。
“原本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是按照农村环境生态效益制定的，没有引进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后者是近几年才参照美国标准建立模型的。”南京环境科学院创始人，88岁的夏家淇教授这样对我说，他是1995年第一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者，研究了40年土壤污染，他对我说。“我国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比较晚，很多技术标准还不成熟。”
我相信，这也是新中国后土壤研究的老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新兴现象。他们必须要重新解释，当农地变为工业、商业、居住等用途后，标准如何重立？而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又会是一个新课题。这也是为什么环保部要在2014年连续发文规定，“化工企业迁离后要对原址场地进行土壤毒性评估和修复”，“场地使用权人等责任人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场地的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