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揭大学教育弊病：公共关系课用上世纪80年代教材
“这种速度快得有些可怕”。更让他有切身感受的是，“教学任务量加大”。那时，包括新闻专业在内的文科类、商科类等培养成本低的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学遍地生长，相比之下，他所在学校的新闻教育，已是国内翘楚级的水平，但他依然要承受“师生比例有些失衡”的压力。
大学可否少去抢生源，成为安静的象牙塔
正如著名学者郑也夫今年年初在一个论坛上所说：“我们的大学扩招了7倍，一些高校因为扩招教学质量急剧下滑，培养的人绝对不如过去，这绝不是说呼吁教师们提高敬业态度就能将三本二本乃至一本的教育水平提高的。”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在1999年之后，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中不少加入了扩招大军。这些新开设的专业，有的属“混搭”，将学校优势学科与人文、社会、语言类学科“混搭”，例如医科类大学的医学英语，外语外贸类大学的英语新闻，财经类大学的财经新闻等，有的则纯属跟风，开设一些学校原本不具有师资力量的热门专业，这里面以一些理工科院校开设法律、经济等专业为甚。
在这新开设的专业中，记者发现，其专业教师在学校教师队伍中占比不高，处在1%~5%的区间里，教授更是属于这些“人烟稀少”专业里的“稀有品种”。相应的，专业的教研室数量少，由于成立年份较短，这些专业的研究团队尚未成型，不少院系主要依托学校原有的相关学科力量发展，对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也没有建立起来。
这样的局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观，但也逃不出“马太效应”的规律，这是西南一所211高校老师王晨阳(化名)的判断。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和学生的感受一样，在一所大学的弱势专业领域任教，受到的局限更多——几乎得不到本领域的期待和重视。
一次法学研讨会，教授法律专业的王晨阳准备注册参加，并提交论文，结果对方并未通过他的注册。王晨阳电话沟通后才得知，原来对方并不清楚他所在的学校开设了法律专业，“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这样的工科院校有法学专业，以为是诈骗！”
教育学者熊丙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过于强调速度，一味追求规模效应却没注重内涵。高校新专业设置应该有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保证质量和数量的均衡发展。像国外一样，可以由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从各个角度论证是否合适：比如怎么开，开什么样的课程，课程由哪些老师来上，如何才能形成大学自己的特色，是否符合高校的定位，能否保证质量和特色，等等。
2012年，教育部修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此后，高校有望享有更大的专业设置与调整的自主权。然而在熊丙奇看来，目前，学校办学行政化和功利化现象严重，很少尊重和听取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意见，更多是行政的力量拍板决定，这使得决策不够科学，更糟糕的，还是会从眼下利益出发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这让王晨阳联想到最近被曝光的清华北大争夺状元事件。他说，这样的掐尖行为，不仅仅出现在顶级学府，在一些段位相近的高校间也发生着。每年看着学校的招生部门，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抓着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师当苦力，去抢生源，他都会感慨，高校把学生抢来以后，对他们究竟怎么样呢？
他说，大学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抢来的学生，再好，也是高中的产物，作为大学，究竟有无尽到认真培养的义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樊静 本报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