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男调查:剩下3000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6-04-26 14:13:26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饥不守道“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