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男调查：剩下3000万

　　2014年春节，刘锐的同乡、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来了。他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现代婚姻鼓励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由家庭文化决定，当经济上既处弱势，家庭教育又不足时，光棍就会被惯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刘锐写道，“回到村里，长辈说得最多的话是，农村人要面对现实。”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枪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在豫东一个村庄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一户人家就因为无力给二儿子支付昂贵的彩礼，只得给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丢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关在屋里，吃饭时，再把她放出来。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与她一起生活。但对其父母而言，儿子成家结婚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有老婆总比打光棍好吧”，年迈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一个笑两个哭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如果没分家，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概说，也就这十来年功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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