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建核电站？国务院专家直指要害

2012年2月22日。在长江的行船上就可以看到彭泽核电厂选址的地方。

 

　　原标题：专家：“长江流域建核电”须审慎决策

　　【洞见】“长江流域建核电”还须审慎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

　　自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之后，一直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两湖一江”核电站(即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彭泽)到底能不能开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长江流域建核电”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长江母亲河、生命河的保护，这绝不是“我的家乡有山又有水，还有一座核电站”之类的诗意宣传就可以说清楚的，必须给予科学严谨、清晰透彻的回答。全球三次重大核事故以铁的事实证明，核污染是所有污染中人类最难对付的污染：重污染范围可达到数千至数万平方公里，持续时间可长到数万至数十万年以上，可谓是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所以，“长江流域建核电”是否可行，必须从“一旦发生核泄漏，我们目前的技术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能否确保长江的核安全”出发，科学审慎决策。

　　“长江流域核电安全论证”必须高度重视的三个问题

　　“内陆核电安全论证”绝不能“纸上谈兵”，必须要以具体详实的数据和成熟可靠的技术支持材料来证明“安全性是如何有保障的”，而不是用简单一两句“没有问题”之类的话来说明“论证结果”；同时论证依据和论证过程必须向公众公开透明，这既是发达国家核电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消除我国公众疑虑的根本解决之道。除了之前《内陆核电能否重启，十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一文(详见《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39期)提出的10个关键问题不能回避和含糊之外，长江流域核电站的“安全再论证”尤其需要高度重视以下三个要害问题。

　　第一，核电的科学属性是“低碳能源”，而非“清洁能源”。

　　核电只有在不发生放射性外泄事故的前提下，才能说是“清洁”的；而一旦发生泄漏，核电就成了人类最难对付的污染源——长寿命、高放射性核素没有任何物理化学方法能消除，只能等其衰变至无害水平，需要时间长达几万年至几十万年以上。与同等规模的化石燃料电厂相比，尽管核电厂的废物量最少，但却最受全球关注，就是因为“放射性物质有大规模向环境释放的风险且后果极其严重”，这是核电最基本的、不容含糊的科学事实。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放射性外泄事故的发生，并不仅限于核电厂反应堆(像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还包括乏燃料中间贮存、乏燃料后处理、反应堆退役和高放射性废物最终处置等高风险环节。因此，将核电无条件归为“清洁能源”的理念是非常有害的。

　　第二，长江流域核电厂址有着欧美从未遇到过的“先天缺陷”。

　　除“中国地震灾害最严重、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等国情外，“两湖一江”核电厂址无论是正常运行时还是事故情况下，都有着欧美内陆核电未曾面临过的特殊难题。

　　一是“两湖一江”核电站周围人口密度远远高于欧美核电厂址，在事故情况下如何疏散如此巨量人口，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和实践。“50公里范围内不能有大中型城市，必须选在人口密度低、易隔离的地区”是国际通行的核电选址原则。同样在电站半径80公里内，美国所有内陆核电厂址平均只有150万人左右，法国三个内陆核电厂址周边人口在160万～440万就已被认定“人口太密”而要关停。而中国的“两湖一江”核电厂址周边人口则均高达700万左右(人口密度是切尔诺贝利的8倍)，且50公里范围内有不少中等城市。如此稠密的人口国际上史无前例，所幸福岛核电站地处海边、切尔诺贝利地广人稀，如果同样事故发生在我国长江流域，后果将不可想象。

　　二是气象条件不满足欧美内陆核电的大气弥散条件，核电站正常运行时也会产生微米级“放射性气溶胶”易污染颗粒(直径与PM2.5相同量级)，也是“雾霾”成分。核电站正常运行时也会有放射性气载污染物排出，所以大气弥散条件是内陆核电选址的重要考虑之一：年平均风速越高，静风频率越低，大气弥散条件越好，越有利于放射性气载污染物扩散，核电站正常运行时对周围公众的辐射影响越小。例如，欧美内陆核电厂址的年均风速都>2米/秒、年静风期最多只有几天；而湖南桃花江和湖北大畈的年均风速均≤2米/秒、年静风期长达一到两个月。而且，两个厂址的核电装机规模都非常大。可以设想：核电站冷却塔每天空中排放2000亿大卡巨量废热，造成局地湿度大增，长时期被雾雨飘滴笼罩，不仅更易形成雾霾，且成分还多了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物”。

　　第三，目前还没有“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应急预案。

　　目前长江流域核电厂址的所有“安全论证、再论证”均未提供实质性的“一旦发生核泄漏并沿江而下的应急预案”。目前仅有“事故工况下的环境影响分析”，且其结论“即使在发生最严重事故的情况下，放射性物质也不会外泄，不会对公众、环境造成影响”的说法也过于轻率和主观。例如，把所有无力应对的核电安全风险(如网络攻击、恐怖袭击、人为破坏等)均列入“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再如，所预设的几种风险假设，既未考虑前述的长江流域特有的气象和人口问题，也未考虑各种小概率事件叠加的风险，更没有“经过工程充分验证的、确实成熟可靠”的具体技术措施来和“上下游不同行政区域之间行之有效”的应急响应体系来确保“核泄漏不会沿江而下”。这种“纸上谈兵”式的风险分析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却是：全世界技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保证不发生核泄漏、难以应对核污染控制。比如，2013年美国汉福特核禁区(距哥伦比亚河8公里)发生高放废液泄漏，时任能源部长朱棣文给出的最乐观预期是“至少要2019年后才可能解决”；日本东电公司至今也控制不住福岛核污水以每天400吨的速度激增，不得不坦承“处理事故的核心工作至少要2045年后才可能完成”……这些前车之鉴是“长江流域建核电”必须考虑的前提，绝不能建立在“不会出事”、“出事概率极低”的乐观臆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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