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没有青年基金难生存

　　在无锡一所高职院校任教的钱王欢申请到青年基金后，分院领导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说实验场所和人员以及设备，都可以提要求。“有了经费，我可以申请自己的实验室和办公地点了。”钱王欢说。

　　耿昊则说，“在研究型大学，没有青年基金很难生存下去”。每到岁末年初，无论是985、211高校还是普通高校，都会召开全校性动员大会，鼓励青年教师申请青年基金。有的学校还会举办预评审，请来成功申请到青年基金的教师和专家做评委，点评申请本子的细节、可行性，甚至还会为申请人提供一对一的指导。也有学校会特意找来具有基金评审资格的教授做点评，以增加“中标率”。

　　从去年11月开始，张凯任职的高校就开始陆续举办申请青年基金的讲座和分享会，张凯一场都没敢错过。除此之外，学校的科研行政人员还会帮青年基金的申请者们收集资料、修改错别字，财务处专门帮忙审核基金申请书的经费预算。

　　前几年，胡峰所在高校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多申请科研基金，还专门拨出上千万元的奖励经费。胡峰申请到青年基金后，校方还给了他5万元的奖励。那几年，学校教师申请到的项目数量和质量都创了新高。但随着申请到的项目越来越多，学校的考评标准也会“水涨船高”。

　　“没有项目就评不上职称，评不上职称就没有学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耿昊说。

　　不能承受的失败

　　尽管成功申请到了青年基金，耿昊还是觉得研究经费捉襟见肘。他做的研究需要到西藏采样，去一次的花费至少10多万元。“青年基金的钱肯定不够。”耿昊说，理想状态下，多做几次野外采样更能确保准确，但青年基金的预算限定只能做一次野外采样。

　　但对于那些申请失利的青年教师来说，耿昊的“梗”只是个“甜蜜的忧愁”。很多女性青年教师博士毕业后忙于结婚、生子，在科研上花的精力自然就少了，工作七八年，还没拿到青年基金。没有青年基金就很难评上副教授，只能转岗成为实验员。

　　在一些青年教师看来，与女性申请者40岁的年龄红线相比，“低于35岁”这一年龄限制，对于男性申请者“可能更加残忍”。“有的博士刚工作就30出头了，如果再做两年博士后，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太多失败的机会。”张凯说。

　　胡峰的一位同事是工作几年之后读的博士，重新参加工作后超过了青年基金的年龄限制，他只好直接申请“面上项目”。但在没有拿到青年基金的情况下，直接申请“面上项目”，难度就更大了，压力也更大。如今，这个老师已经40出头，但仍然只是讲师职称。“在学院就不太受重视，自己也很郁闷。”胡峰说。

　　胡峰回忆，与他同年申请青年基金的同事，得知失利后哭了两天，“比较优秀的教师，又很努力，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压力不仅来自于职称和工资，对于追求学术成就的青年教师来说，申不到青年基金，就意味着其在科研的起步阶段就落后了。与同行相比，越早拿到青年基金，就越早起步，也就越有可能更早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胡峰说，如果一直拿不到青年基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中部地区某高校一青年教师在读博士期间就发表了影响因子很高的论文，毕业后聘用学校对其寄予厚望，但他申请了3次青年基金，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失败，大家觉得情有可原；第二次，大家就对他的能力有点怀疑了；到第三次申请失败，他简直要崩溃了。”他的同事说。

　　申请结果出来之前，这位老师几乎天天上“小木虫论坛”看关于青基的消息。结果出来后，同事们都不敢跟他谈起青年基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申基金热”的背后，折射出目前的高校评价体系仍然是重科研轻教学，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多名青年教师表达了这一观点。虽然很多高校一再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是，鼓励科研的“手”远比鼓励教学的“手”强有力得多，“有很多硬杠杠”。

　　华东理工大学教师牛德超曾作为“香江学者”在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发现，香港同行们并没有“赶快拿项目、赶快发文章”的紧迫感，而是可以更从容地做些研究。“香港那边对论文、项目要求真的不高！”牛德超感慨。但在内地高校，如果一个老师几年都没有拿到项目或发表论文，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下去。“大陆高校人多、资源又少，大家会更急于求成，竞争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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