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农村“整村犯罪”屡见 村干部参与
有专家认为，从横向对比来看，部分农村地区的极端贫困也在某种意义上“滋长”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极为贫困，例如庙坝镇是云南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石笋村是被扶贫的村庄之一。除了贫困，不少村民还有不良嗜好，比如好赌成瘾、嗜赌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赌输或是毒瘾发作，往往借高利贷，债台高筑便铤而走险。
一些基层公安民警表示，当前维持基层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务力量不足也是导致“整村犯罪”现象未能被消灭在“苗头”阶段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层调研也发现，部分偏远乡村地区甚至出现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没有治安力量驻守巡防。记者在海南昌江王下乡了解到，该乡下辖4个村委会、13个自然村常驻3200名黎族同胞，辖区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当于1人负责1个村委会，警力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务重，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防护网。四川射洪县金家镇镇长吴冬说，村上人员复杂，但仅靠他和村主任、文书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对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监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级基层组织中，大部分权力集中掌控在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手中。个别村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村“两委”班子成员监督“一把手”难有实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关系网错综复杂，“手眼通天”，根本不把乡镇干部放在眼里，乡镇的监管往往变得脆弱无力、无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够在萌芽阶段制止的违法犯罪行为自由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倒逼加快农村精准扶贫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司法机关负责人认为，“整村犯罪”反映了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面临变化与调整的复杂形势，也倒逼农村加快精准扶贫，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从信息资源共享、农村警务战略等层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建议，首先需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警务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实现全国公安机关的“一网化格局”。此外，社会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仅仅依靠公安部门自身，也需要集合社会合力，扩大信息来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出台有关规定，设立专门社会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线索奖励项目，拿出百万专项资金奖励群众，最高奖励标准分为四级，一级信息线索原则上不低于5000元，奖励发放可以以现金、银行转账，也可以用电话充值、微信红包、流量赠送等方式实施。规定出台仅一月内，相关部门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并循线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