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出走”，一线城市谁先坐不住了？

人才“出走”，一线城市谁先坐不住了？

解封后的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抢人”。

6月7日，上海市人社局正式发布《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专门就上海复工复产的人才工作进行部署。一个备受关注的亮点是，上海再度放宽对留学人员落户的要求：

“在符合留学人员落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于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取消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全职来本市工作后即可直接申办落户；对于毕业于世界排名51～100名的，全职在上海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后可申办落户。”

一石激起千层浪。外界看来，人才政策上一度略显“高冷”的上海，在近年来出台多轮人才新政后，再次将目光瞄准留学生，关键目标在于重振受疫情影响的市场情绪，特别是对上海保持扩大开放的信心；而对于全国城市新一轮“抢人”，上海加入“战局”，也是对正在转变的人才流动方向再度重塑。

不止上海，不久前广州、更早的北京，均在不同程度上放宽引才政策。这场一线城市“降维打击”的“人才保卫战”，来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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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月29日，上海出台《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时，就曾提出以高额补贴稳岗就业：上海将对登记失业三个以上人员或上海2022届高校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将按每人2000元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与此对照，在此后国务院印发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的标准为，不超过1500元/人。

稳住企业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更多人来到上海？回顾过去几年，上海曾分多步放开积分落户政策。

2018年8月，上海官宣，清华北大本科生可直接落户。两年后（2020年9月），上海再次扩大“直接落户”范围，本市4所“双一流”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符合基本条件就可直接落户。

2021年11月，上海再推出“差别化落户政策”，凡是上海市应届研究生，在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五个新城”及自贸区新片区就业，同样可直接落户。

此次留学生直接落户，主要是放宽过去对其社保缴费基数和年限的要求。

根据2020年底出台的《留学回国人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满足一定条件的海外留学生要落户上海，需满足“最近连续6个月在同一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低于上一年度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作为留学生落户上海的钟忠（化名）告诉城叔，过去工作情况是影响留学生能否落户的关键因素。逐年上涨的全市平均工资，一度让他的同学难以落户。在目前就业形势下，政策的放松，让留学生到上海工作能少一重“后顾之忧”，早一步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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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宽松的落户政策吸引人才，是不少一线城市近段时间的做法。

去年7月，《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发布，提出对引进三类毕业生实行计划单列，其中一类为，北京重点支持的高精尖产业、重点税源、重点引进、重点培育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等，招聘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200位的国内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双一流’建设学科硕士研究生”。

“计划单列”意味着，这些毕业生落户将不占用各区各单位落户指标。

广州则将重点放在郊区新区引人上。近期发布的《广州市人口发展及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及“要在市内不同区域间实施差别化的入户政策，以吸引更多年轻、高素质的工匠型人才到郊区新区工作生活”。

而根据此前广州政策，郊区新区的落户范围，已从国内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学历人员，放宽至“国内普通高校大专学历或全日制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高级工班毕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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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携手“抢人”，事出有因。

从人口数据上看，去年，一线城市集体交了一张并不算好看的答卷：北京去年人口减少0.4万，上海仅增加1.07万，就连一向引领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广州、深圳二市，也仅增长7.03万和4万人。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的“疲态”，恰对应了“新一线城市”的优异表现。其中，武汉以增长120.12万人一骑绝尘，而成都、杭州、西安、长沙则分别增长24.5万、23.9万、20.3万和18.1万，均成为去年人口增长大户。

有人分析指出，一线城市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动人口，在疫情形势下，人员跨省出行、就业的成本更高，综合评估之后，可能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返乡退守，或者去同省的省会城市。

今年新一轮疫情，进一步阻碍了走向一线城市的脚步。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告诉城叔，在刚过去的数月内，上海、北京连续遭遇疫情冲击，也是此轮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城市。对于上海，长达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人员进出“冻结”，流动规模、速度均大幅减少。而在复工复产后，由于对进一步发展前景的不明确，人才还可能进一步流出。

根据不久前拉勾招聘发布的《2022疫情期间上海人才趋势报告》，在对互联网行业调研中，有18%的求职者表示，因为疫情等负面因素，他们可能会选择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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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动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人才对城市的选择。上述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4月上海企业减少了56%的招聘计划。而在城叔采访时，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文化产业园运营方透露，在疫情暂停企业扩张计划的同时，不少仍有能力的上海文化企业正在谋划总部外迁，而新一线城市正是其首选。事实上，该企业本身也在疫情期间将研发总部搬到成都。

面对回流的人才，新一线城市也不遗余力发动起新一轮“抢人”攻势。

6月8日，武汉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留汉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为毕业6年以内有意愿来汉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免费住宿以及就业咨询、创业指导、人才交流等综合服务；

在长沙，今年推出的“人才新政45条”，对引进人才发放不同梯度的购房补贴和生活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到200万。

而位于二三线城市的县城也“横插一脚”，过去的山区穷县“摇身一变”，纷纷拿出高昂的补贴，招揽更多人才深入基层【猜你想看：大手笔招引名校硕博，县城“抢人”算盘能打响吗?】。

新的局面下，一线城市不得不寻求改变。陈耀指出，由于人口规模更逼近天花板，一线城市对于户籍指标往往以控制为主，面对眼下的特殊情况，其需要不断调整、优化人口计划指标。如何进一步合理调整落户政策，成了一线城市能否得以扭转现有趋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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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有关方向把控和“度”的拿捏问题。

同为一线城市，上海和广州此次选择了两条不甚相同的道路。广州进一步向技术人才打开大门，上海则将重点放在顶尖院校——“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和“世界排名前100名院校”上。根据上海人社局的官方回复，该排名将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4个排名认定。

陈耀认为，这恰符合沪广二市目前人才需求面临的核心问题：上海聚焦基础科研，高端人才缺口大，门槛还应当进一步放宽；而广州则在应用层集中发力，技术人才尚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同样需要更贴近需求的人才政策。

对于广州，要沉得下去；而对于上海，则要能掐得住尖。对于刚经历疫情影响的上海而言，这一点尤为急迫。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告诉我们，一些人萌生离开上海的想法，特别是外籍人才选择回国，一个原因源自缺乏信心。上海在这一关键时刻发布新政留住留学生，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在关键时刻对外界释放信号：上海仍将继续保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凸显海派城市的特点。

提振信心，姿态已经有了，内功则还需进一步提升。

因为上海面对的不只是国内城市的竞争。随着疫情压力缓解，全球不少国家开始重启人才引进计划。

就在5月30日刚刚启动的英国“高潜力个人签证计划”，将面向英国以外的50所顶尖大学过去五年的外籍毕业生开放申请机会，提供为期两到三年的工作签证。该签证将允许持有者在英从事工作、自雇创业、与伴侣和孩子一同生活等。

上海能否更有效、更精准地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端人才？从此次政策来看，仍有改进空间。

陈耀指出，此次政策强调学校，但毕业院校并不能代表毕业生的水平，更不能其代表与上海的匹配程度。留学生是否做出足够的成绩？是否应上海所需，能够在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关键行业，参与攻克卡脖子技术、提供重要支撑？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上海来说可能更为关键。

更进一步的是，在市场氛围浓厚的上海，企业更应冲在人才招引的前列。

如曾刚分析，不少企业已经成为研发的主力军，一个企业的研发投入甚至超过一座城市。在招引人才上，同样应该发挥企业的专业性，让企业参加人才政策的制定。

同时，发动更多元化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参与，发挥市场化力量，更好地将人才供给和需求方结合。既是“让专业人做专业事”，也通过上海对新模式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参照。

而对于人才政策本身，曾刚则提出，能否参照新加坡等城市的操作方式，不止是单纯提出人才引进的方向，同样也明确人才引进的数量等具体指标，以更加公开透明的形式进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在人才工作方面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