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奉节县移民到乡村日常生活

2019年1月，云南蒙自，李一凡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雾气笼罩山城，一队“棒棒”军抬着一面宽大的木门，穿过拆迁殆尽的依斗门，拾级而下，走向江岸。在随后的8分钟影片里，几声爆破巨响，李白诗中的奉节城被烟尘覆盖。

这是纪录片《淹没》中的一段画面。三峡水位上涨前，导演李一凡记录下了奉节老城搬迁的最后11个月，以老城居民、移民干部以及宗教三重视角，讲述了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城乡变迁故事。

他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则将视角转向一个普通的西部农村，没有什么激烈的戏剧冲突，90分钟里，最紧张的画面是杀猪时放出的一盆血。长镜头缓缓流转，平铺直叙地记录乡村生活，越是普通越具有代表性。

近期，在他广为传播的《杀马特，我爱你》演讲中，李一凡试图去理解那些头发颜色狂野的乡土青年为何成为杀马特，以及被社会鄙夷的过程。在结尾处，他一改娓娓道来的话风，也不再有川式的幽默感，“必须更贫乏！必须更贫乏！”他愤怒地重复，眉目间流露悲悯。

那一瞬的感慨似乎是他自己20年记录底层人群生存和精神状况的情绪总结。

更多时候，李一凡是一位大学教师，在他的油画系课堂上，学生们可以听到迥异于主流艺术史的当代主义论，却很少听到他拍纪录片的往事。

以下是李一凡的自述：

奉节老城爆破现场。纪录片《淹没》截图

一声闷响

我喜欢把学生带到茶馆上课。四川美术学院的老校区在重庆黄桷坪，这是个混杂的地方，有电厂，有港口，老茶馆里三教九流汇集，端着茶缸进进出出。我们在一旁讲艺术史，讲视觉与哲学的关系，放德国奥伯豪森电影节短片。我想让学生离开一成不变的校园环境，跟日常生活拉开距离，和社会发生碰撞。

我自己是被三峡爆破的第一声闷响改变的。2002年初，我跟朋友鄢雨去奉节拍纪录片《淹没》。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体会，中国的发展背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去到时，奉节已经破烂不堪。那时还没开始正式搬迁，只炸了两个烟囱。但在规划的很多年里，公共投入早已停止。房子破旧得不行，公厕半年多没人打扫，街上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奉节码头。纪录片《淹没》截图

老城街头，一场婚礼。纪录片《淹没》截图

人们在居民私有门面房公示表前驻足围观。纪录片《淹没》截图

老百姓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修修补补，照常过日子。奉节是个靠江吃饭，靠苦力、挑夫维持着经济的县城，码头是跟外界重要的连接。向海渔的旅店开在码头边，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按照政策他应该拿到补偿款，跑了很多次移民局，没人肯收他的申请材料。

向海渔话不多，脾气倔。走投无门后，他打算去移民局讨个说法。最后说他想清楚了，“海灯法师”一天只要8分钱就能活，练了功，不要房子也可以（活下去）。

有的移民干部私底下说，“如果移民还没发到财，这辈子就白过了”。他们抽的烟都很贵，中华，熊猫，二三十元一包。移民局长穿着一身皮衣，我看一眼就知道没有四五千买不下来。当时在向海渔的旅店住一天只要一块钱，“棒棒”干一整天苦力，挣六块半。

向海渔（右三）和他的客栈。纪录片《淹没》截图

搬家车队。纪录片《淹没》截图

路边学生。纪录片《淹没》截图

停止供电后，县城的夜晚一片漆黑。纪录片《淹没》截图

我在奉节拍了11个月，中间只回家拿过几次换季衣物。我和鄢雨确定了8条线索，同时跟拍，每天从四五点钟一直拍到天黑，回去倒头就睡。后来《淹没》去参展电影节，被误认为是大剧组出品。

当时在奉节的剧组来来往往，有几十个，中央台、地方台、外国记者、拍独立电影的，都带着大摄像机，扛着吊杆录音。我俩只有一台小机器，在街上晃荡，很不起眼。老百姓喜欢找中央台，可以出风头，再看看我们，觉得没什么用，反倒可以说些真话。

《淹没》是我刚到奉节没几天就想好的片名。在拍摄的11个月里，我看到这些发生的一切，最后都被江水淹没了。

被拆卸下的木门，堆放在等待爆破的居民楼前。纪录片《淹没》截图

住进龙王村

2005年的一整年我在全世界跑电影节，法国、德国、日本，到处拿奖。柏林电影节最大的放映厅里，一两千人看《淹没》，放了好多场。我很少为这些事激动，35岁才开始拍片，已经过了觉得自己了不得的年纪。

我惦记着在奉节的发现，所以想到农村去看看形成城乡冲突的根源，拍一个反戏剧性的纪录片，让大家了解中西部农村的一些状况。

我先后去看过贵州石门坎、重庆丰岩合作社，都觉得太过特例。龙王村算是奉节周边山区里的富裕村，刚刚超过贫困线。海拔、气候、到城市的距离都比较适中，够普通，也就够普遍。

奉节县公平镇龙王村。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乡村档案》拍了两年多，我去了龙王村11次，最长的一次住了两个多月。村里没有新鲜肉，天天吃土豆。厕所里蚊虫多得不行，进去前得用“雷达”整个喷一遍。当时同去的年轻人，住了一星期就跑回北京。那时我40岁了，也喜欢住在舒服的地方，夏天有空调，冬天去大理，不过我能扛。

我和助理住在村里一个兽医的家里，他给猪打针，一次挣两三块钱。我们每月付1500块房租，他不让告诉村里人。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很破烂的写字桌，墙角放着20个泡菜坛子。夏天的晚上，坛子出气，发出“啵，啵”的响声，把我也腌成泡菜味儿。

春分时节。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打菜籽油。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翻瓦。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阉猪。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拍农村跟拍奉节是两种状态，村里啥事也不发生，每天都一样。对我来说倒是有很多新奇事，到处看，到处拍。插秧的时候我也假装去插一插，打谷子也打一打。村里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听他们唱“哈利路亚，他是人民大救星。”

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但我了解农村，年轻时读过很多农业书，也经常去重庆周边村里转转。茶馆里的“棒棒”、美术学院里的模特，很多都是农民，我跟他们下象棋，常聊起农村的事。九十年代承包土地很便宜，我还想过做农场，养奶牛、孵化鱼苗、水果种植，都研究过。在龙王村，这些来自文字的认知转换成真实体验，被验证或加深。

村卫生室。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党员大会。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前些年，每到秋季，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民就被安排到新疆采棉花。以前我以为这是个对农民好的事情，住在村里才知道没有人愿意去，除非体力特别好，根本挣不了钱，家里的农活也耽搁了，最后所谓的“利民工程”就变成了政治任务，让低保户承担。

拍《乡村档案》让我重新认识了土地，这是我后来持续关注城乡关系的原因。以前我只知道中国农村人均耕地不足，没有真正体会到土地少到这个程度意味着什么。种一亩地还不如出去打半个月工，农民自然抛荒，留在村里的人也不愿意接下这些土地。只有亲眼看见土地政策和法律的矛盾，才明白乡村只能城市化。

烧荒。纪录片《乡村档案》截图

像牲口一样的打工人

农村生活看似平静的运作，实则停滞发展。传统乡土社会里，农民可以纺织、打铁、做糖做酒，物物交换，现代化发展后，农村的功能全部被城市替代，几乎只剩下种植业。

我在拍《乡村档案》时，农业税刚刚取消，农民不需要守着土地了，大批进入城市打工。在龙王村里，16岁到50岁的年龄段是空缺的，杀头猪都找不齐人。2005年在村里帮干一天活儿的工钱是25块，因为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法的颁布，2007年涨到了100块。

深夜工厂。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最早关注农民工问题是在90年代初的广州。1991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广东省群众艺术馆工作。那天，我从卧铺车厢下来，被广州火车站巨大的人潮吓了一跳。好不容易背着行李挤到站前，看到高架桥下睡满了农民工，往外走上一公里，路边都还住着人。

他们把铺盖卷搁在路中间，地上拉张席子坐着，旁边支根竿子，晾着的衣服都晒干了，一看就已经住了很多天。10月的广州天气闷热，汗臭味散出了很远。

我那时胆子大，挨着火车站住了将近一年。那里有黑社会，妓女，卖粉的，打架的，跟我的生活截然不同。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美院文学老师，没受过苦，对贫穷的印象来自70年代，乡下来的同学冬天赤脚上学。

东莞石排，工厂遍布。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90年代初，珠三角正处市场经济大潮前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涌向广东。广州火车站前到处都有车在喊“去东莞”、“去惠州”，等车的人有不少来自四川。有人说约好的时间过了好几天，工厂的人还没来接。也有很多人在站前等招工。

当年广东的血汗工厂随处可见。我堂妹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服装厂打工，有次偷偷给我打电话，说实在受不了，想出去，可身份证压在老板手上，不要工资都不让走。我见过那些厂房的窗户用铁栏杆封着，锁着大铁门，有保安看守，人被关在里面，一直干活。

广州农民工每月只挣两三百块。我在单位里参加个活动，就能分100块钱。我的朋友里，有做广告的、卖化妆品的、房地产的、金融的，随便干点什么都活得很好，只要读过书，想挣钱很容易。

工厂窗口围栏。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是学编剧出身，但性格比较独立，不想跟人合作拍电影。直到数码摄影出现，我才在朋友的建议下买了台数码摄像机，拿到后第一件事就去拍了重庆灯泡厂的下岗工人。

2000年前后，国营企业改革，重庆出现了下岗潮，沙坪坝到解放碑附近被称为“下岗一条街”，整个片区的厂都出了问题，有的直接倒闭，有的只留下一点点人。工人们每天拿着凳子，拉着横幅，堵在主干道上，把整座城市弄得水泄不通。

我家很多亲戚都下岗了，包括姑姑一家。我听他们讲了很多厂里的事，非常悲惨，我心里挺沉重。

那是我第一次对现代化的代价打了个问号，它在我心里慢慢放大。终于，我接到了鄢雨从奉节打来的电话。

深圳，富士康生活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抵抗幻觉

我总觉得，是奉节的搬迁现场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了基层权力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再拍纪录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让知识分子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没有《淹没》，没有《乡村档案》，我不会懂政治，不会懂底层。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我的圈层，都不会出现这些事情。它们在我的生活之外，看多少书也没法想象。我得在现场，亲身经历拍摄对象的处境，才能体会他们的感受。

石排街景。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流水线工人。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我很早就想拍城乡关系在城市的表现，几次尝试都行不通，直到找到杀马特。2018年，我住在当时杀马特最集中的地方——东莞石排，看那些90后农民工生活在工厂如此密集的环境里，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月只休息一两天，拿着两三千元工资，毫无自由可言。我才理解了他们的贫乏和压抑。

《杀马特，我爱你》能“出圈”，我并不意外，在一席演讲时，我夸大了自己的部分无知。我很清楚他们的出身，和他们聊天没有障碍，可以谈到他们心里去。但他们跟我以前接触过的农民完全不同，很财迷又不那么在乎钱，向往城市生活又不可能留下来。我从他们相似经历里，看到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以及年轻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绝望。

社会不承认他们的主体性，以为他们是一群没脑子的人，跟风瞎跑。我敢相信他们，尊重他们对头发的热爱，是因为对农村和工人的了解。我不怕被说消费杀马特，正是因为全社会的漠视导致了他们今天的处境。

立起来的头发是杀马特最重要的标志。受访者供图

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杀马特青年的聚会。受访者供图

我的拍摄方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有时我会打比方，拍纪录片就像从一堆垃圾里拼一架飞机，它的架构来自我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在奉节拍摄前期，我拍过要被消失的文物、古城、石刻，后来发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们对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无所谓。我也有想过去找杀马特生活里特别精彩的、戏剧性的部分，拍一段爱情，或是一次矛盾，但这些想象中的浪漫，会掩盖现实的贫乏。

云南蒙自，冷云（网名）回到老家种香蕉。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截图

现场让我着迷，也令我困扰。想要拍到真实情况，只能融入群体，拍摄结束以后，该维护怎样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个伦理难题。

拍完《乡村档案》惹了一身麻烦。村民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介绍工作，看病，甚至充电话费，都来找我。起初我想办法托人、帮忙，结果找来的人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远。我实在受不了了，换了电话，和龙王村断了来往。

这件事我愧疚至今。我是一个普通人，改变不了什么。拍几部片子，看似很风光，其实很多人看了也就看了，少有我想要的回应。但至少，我不空想。

2018年12月，贵州黔西南州，李一凡和摄影师乌鸦与两位杀马特合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