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走过40年

　　40年前，中国迎来了经济特区这一新鲜事物。在这些“试验场”里，中国经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虽是“摸着石头过河”，却也“杀出一条血路”。

　　40年间，经济特区始终走在社会变革最前沿，为中国经济发展破冰蹚路，打拼出一片新天地。特区是什么？其答案愈加清晰。

　　破与立

　　变革都需要突破口。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亟需一个披荆斩棘的尖兵来“搞活”经济。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开办出口加工区。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与鼓励。“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直白通俗的话里，透着热血与干劲。

　　经过一系列深入调研，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随着经济特区创建工作陆续展开，短短几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身“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让中国人确信这个方向没错。

　　尝到“甜头”的中国，于1988年4月决定海南正式改制为省并划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2010年5月，又批准新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队伍不断壮大，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样本也由此立起。

　　试与闯

　　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正搏击风浪的大鹏鸟——这是新中国首张股份制企业股票上的图案，也成为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敢打敢拼的见证。

　　1983年7月8日，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由此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宝安”，更首开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先河。

　　不仅如此，深圳还建成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创造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等多项先例。同时，深圳颁布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砸烂“铁饭碗”“大锅饭”；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油肉菜敞开供应，推进物价改革等措施，更突破了众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

　　正是这种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从原有体系和习惯中解脱出来的闯劲，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蹚出了许多新路子。

　　珠海百万元人民币重奖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界“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汕头特区报》登出“24小时内答复”的口号，在国内首开政府机关对企业服务承诺制先河；厦门市获经济特区立法权后迅速出台《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着眼协调发展……

　　摒弃陈念、大胆创新，40年来经济特区打造了“知识”“技术”“管理”“对外政策”四个窗口。从这些窗口中，中国看到了世界的样貌，也找准了自身发展方向。

　　兴与新

　　经济特区成为发展样本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振兴，并有力带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成长。

　　以深圳为例，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如今发展成辐射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1979年深圳GDP仅有1.96亿元人民币，2019年则达到2.69万亿元。

　　受益于特区经验与红利，中国经济也迅速成长。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近百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至去年末的551万人。

　　但随着中国高水平开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经济特区是否还需要“特”下去？对此，中国高层已给出明确答案：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尤其在如今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寻求新突破。

　　而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难预见，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经济特区，还将肩负起新的国家使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