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惠民县街北赵村：这个村不再拆了 只是村民回不来了

文章采访的村庄，政府在村民的请求下，已经停止 拆迁。

山东滨州市惠民县街北赵村很多村民都记得，村里的路第一次被挖开，是在今年4月17日。

那天清晨七点多，警车开道，拆迁队涌进村里。一上午时间，他们健身广场、树木、排水沟、两条马路，全部被推掉了。除了自己的房子，村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片片残骸。

街北赵村有八十多户村民。去年6月，村里贴出告示，公示了合村并居的拆迁补偿方案，要求村民们在7月4号之前签订补偿安置书。他们得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有着大院子的平房，去户均一百平米左右的安置房社区住了。

村民没有选择。去年刚拆迁时，工作组经常在半夜逐户劝迁。警车不时来村里转几圈，在体制内工作的亲朋也被发动来做工作。一户人家在几天后签字搬迁，村里有人嘀咕了句：

你这不是叛徒吗？

说这句话的村民，后来连续多日被叫去谈话，直到他也成为叛徒为止。

尽管如此，去年的拆迁还算温和。到今年疫情结束后，形势突变。村里还剩下四十多户没搬走的人家，被停水停电了。土堆直接堵在村民家门口，有半扇门高。

一顿操作猛如虎。街北赵村的村民，又少了一半。只剩20多户老弱病残还在坚持，坚持的原因，是真没钱上楼。

前几天，一辆大巴车开进村里，上面走下来一位领导。他随机问一位79岁的老人，你们怎么喝水？那位老人说：抬水喝。

同属惠民县的胡集镇，第一个拆的，是刚花了600万元升级道路和基础设施的美丽乡村——东董村，村子现在只剩几户人家了。胡集镇的小范村，拆迁伊始，则在村里贴了横幅：

将合村并居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

报告领导，我在山东看见了常威在打来福。

1

现在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在山东滨州展开的。

1931年，梁簌溟接到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的邀请，在滨州邹平搞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

那时救国是第一大要务。梁漱溟觉得照搬苏联模式行不通，中华民族的出路，要从自己社会来找。他的想法和一位湖南年轻人不谋而合：从破败的农村做起。

他希望用改良的建设来拯救乡村，并通过乡村建设拯救中国。

邹平县是个只有17万人的小县城。梁簌溟来到这里后，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教育建设上，梁漱溟教授招录的大学生，学生毕业后，让他们去县里担任科长和辅导员。

研究院设立了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区下才是县政府，县长都由研究院提名，他们设立乡学和村学，作为行政机关和教育部门。

经济建设上，乡学、村学主要是指导农民进行乡村合作事业。那五年，邹平成立了棉花运输、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购买、机织等6种合作社。

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令人扼腕。梁簌铭一直反对以行政手段命令农民，认为一切行动都需自发自愿。只是生产相关的改革容易，农民以前不知道种棉花，种棉花后收入增加，便纷纷种棉花。但梁漱溟热心的社会改造，农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抵制。

然后就是七七事件爆发。梁簌溟的支持者韩复渠因不抵抗政策，被国民政府处决。最让他难过的是，日本人来了后，他的校长竟然被老百姓枪杀了。

这场理想化的乡村建设以悲剧结束。建国后，梁簌铭跟那位湖南出来的伟大领袖说起来乡村建设。领袖说你这条路没走对，用土地改革就对了。

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

又过了七十年，又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奔涌。只是主导者别说梁簌铭的经验没吸取，连伟大领袖的话，都抛在脑后了。

2

过去一年，齐鲁大地上这场冠以“乡村振兴”的合村并居，逐渐演变成了轰轰烈烈扒农民房子的运动。这激起了农民和公众广泛的愤怒。

这个政策的初心是好的。合村并居是把零散的村落拆除，合并成一个集中居住的新社区。山东是中国最早进行这种实验的省份。他们在2001年发布的规范“小城镇建设”第47号文件里，就对“合村并点”做过说明。

过去两年，我也写过宋卫平、陈向宏等人做的小镇探索。现在的乡村虽赶不上梁簌铭在邹平时的破败，但也几近支离破碎了。从国际化大城市铁岭农村走出来的包叔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的农村，残留下的是386199部队。

38指的是妇女、61是儿童、99是老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竟然活成了段子，乡村振兴显然迫在眉睫了。

人口大省山东也是农业大省。2019年还有行政村7.4万个，将近5000万人在这些村庄中生活，几乎占到山东省全部人口的一半。最早进行合村并居试点的地级市德州官员曾说，他们的农村长期存在“三高两难”的问题：

村组织运转成本高、空心村比例高、基建成本高；群众增收致富难，民主管理难。

地方官员们希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集约土地发展经济，让农民在短时间内完成进城、成为城镇居民。只是与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结合后，这个本致力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变味了：变成地方兜售建设用地指标的套利工具。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旨在盘活农村建设用地。中国城市的建设用地都是配给的，想超额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只能通过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的形式，换取建设用地指标。

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往往不足，他们可通过购买其他地区指标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建设用地指标。

2006年，山东成为全国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合村并居行动就此加速。只用四年，他们就改造了近3000个村庄，搬迁安置6万多户农民，腾出建设用地指标近6万亩。

德州2008年开始试点“两区同建”。“两区”指把农民房拆了后，建集中社区、建工业园区。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去调研后发现，工业园区没人，企业不愿意去农村，实际上只有一区；社区问题更多，楼房质量很差，楼房没办法放农具、粮食，农民更没有钱交物业费。

贺雪峰说德州曾计划将全市8000多个自然村全部拆掉，通过让农民“上楼”，腾退出100万亩宅基地，从而产生100万亩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每亩40万元将指标卖给青岛，德州市就可以获得4000亿元指标费。

但在2010年，德州试点停了。青岛并不缺建设用地指标，德州腾出的指标卖不出去。

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斯科特在《国家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是如何失败的》中说过，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

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3

但德州模式停掉的九年后，在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旗帜下，山东省开始又在全省力推合村并居政策了。

2019年两会期间，山东省发改委主任张新文说，要把山东村子压缩到5万个。那年，山东省有7.4万个村子。

这意味着，山东至少要压缩掉两万个村庄。

过去一年来，安置房社区影都没有，山东菏泽、滨州、德州、临沂，不停的有村庄变成废墟。

有些村落甚至是山东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投入了数百万的基建，也被扒掉了。

去年10月，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就和滨州的惠民县签订了合同。全县1281个自然村，除了历史悠久的20个，剩下的全部要合并成46个一万人以上的社区。这么做，可以腾出建设用地指标12.8万亩。

每个镇专门成立了合村并居专班。每个专班每年都有150—200亩挂钩结余指标任务。示范村石庙镇陈集和北高两个村，只用四个小时，所有村民都签约了。

这些村民，有的去租房，有的去投靠亲友。还有的跟我说，自己在废墟上搭了窝棚。

在窝棚里过了年。

惠民县东南90公里的郑家村。现在只剩下几户人家，生活在一片废墟中。6月18日凌晨一点，没人住的小郑家在半夜被强拆了。小郑身在外地，他的邻居报警了。拆迁队以为邻居家也没人，顺便把邻家的墙也推倒了。

按照拆迁补偿方案，每户都要评估房产补偿价。村民小赵家盖的是二层小楼，被评估了19万。120平的安置房，置换价是13万，小赵家住是不用再掏钱的。

但九年前，他盖楼房的花费，是30万。

小赵家还算是幸运的。80多户的村子里，有楼房的只有五户。其他人家，最小房屋总面积有95平，补偿款总计一共不到三万块。要住安置房，他们还要掏好几万块。

几万块，可能就是他们所有身家。置换到安置房，对他们来讲不是升级福利，而是增加负债。

更重要的是，120平的安置房挤不下四代人。客厅里也放不下锄头、镰刀和铁锹。社区里也没有放小麦和玉米的粮仓。

事实上，上楼后，他们就失业了。

不久前，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拆不拆、迁不迁、搬不搬要由农民说的算：

村民同意率要到95%以上才能实施。

但到基层，很多事失控了。95%同意率的背后，有很多血泪的故事发生。

4

6月21日早晨9点多，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的执法人员去善崮村做拆迁工作时，迎头碰上了愤怒的村民们。

压制久了的怨气，在这一刻被点燃了。村民大喊着围住了执法车辆，其中很多人，都是带着草帽的老人。

这次冲突，让领导们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当晚，区委书记就当着村民们的面保证，绝不姑息执法人员打人的事。

两名山城街道的执法人员被免职了。区委常委带头成立了调查组，连夜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情况。

第二天中午，山亭区区长到了善崮村，他告诉村民们：

工作没做好，都赖我。

说完，他给村民们鞠了个躬，并承诺善崮村停止拆迁。村民们怕了，有人问区长，是暂时不拆了，还是永远不拆了。区长回答说：

说不拆，就是永远不拆了。

前两天，滨州市的市长也到了街北赵村。他跟村民们承诺，不愿搬迁不用再搬，给留下的村民通水、通电、通路。

离街北赵村不远的小范村，也是如此。21号到23号，调查组连续三天下户调查情况。村里从天蒙蒙亮响到晚上十二点的喇叭声消失了，堵在家门口砸门的人也不见了。

扒掉的路铺上了一层小石子。虽然比以前难走得多，但他们终于过上了正常生活。

小范村一位村民告诉我，她家楼房才盖第三年，每平只被评估了680元，补偿款太少了。村里和她家一样坚持到现在的，只剩20多户。她说：

搬走的农民，应该永远不会再回来盖房子了。

梁漱溟曾说人民好比豆腐，官方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

但有时候，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就会受伤。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博士 、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贺雪峰教授研究中国农村多年，他为此专门撰文《为何山东像着了魔一样非要拆农民房子》，引起了广泛交流。兽爷前几天也跟他就山东合村并居有过交流，以下是访谈实录。

兽楼处：您是什么时候关注山东合村并居这件事的？

贺雪峰：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开始关注三农问题。2014年 到山东德州调研过合村并点，当时叫两区同建。两区指的是：把农民房拆了以后建社区；还建个工业园区。

去了后发现只有一区，没有两区。工业园区没人，企业不愿意去农村。社区问题也很多：楼房质量差；农民没有钱不愿意交物业费；楼房没办法放农具、粮食。

当时德州方面计划将全市8000多个 自然村全部拆掉，重新建。我问给农民补偿或者盖楼的钱从哪来？他们算了一笔账：农民土地整理出来后，可以卖土地指标，卖给青岛至少40万元一亩，100万亩 可以卖出4000亿元 。这当然是德州市的想当然。

过了两年，拆了大概上千个自然村，德州没有钱了，农民也不愿上楼，矛盾很大，基本上停止了所谓“两区同建” 。山东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市还在小范围搞。

去年年底开始，德州当年的想法变成了全省的想法。地级市都搞不成，山东全省怎么推开？6月17号山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自然资源厅说只批准了114 个项目，涉及村庄268个 。实际实施的村庄要多得多，原因就是未批先拆。菏泽、滨州、德州、临沂都在做。

合村并居拆自然村，与征地拆迁不同。 征地拆迁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公共利益，二是法定程序，三是足额补偿。

山东现在合村并居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征地拆迁，因为不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最重要的是补偿太少了，完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必须经过农民同意。农民不同意就不能强制去拆农民房子。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甚至搞株连，都是违背农民意愿的，也是违法的。

兽楼处：土地指标真的值钱吗？

贺雪峰：大家以为土地很贵，其实拆农民房子的土地不值钱。在中国，土地是资源，土地指标是计划。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种粮食，一亩地一年的租金也就500元，按10%的财务成本计算，土地价值也就几千元。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土地 指标就更不是财富了，充其量不过是对财富的转移和调节。

为了保护耕地资源，国家每年下拨到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一般都是偏紧的。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增加相挂钩，也就是将农民的房子拆了，增加耕地，就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增减挂钩规模一般都很小，很多省每年不到一万亩。

山东自己需要的增减挂钩指标每年可能也就两三万亩，按目前规划却可以产生一千万多亩的增减挂钩指标，够用五百年了。将没有需求的增减挂钩指标拿去银行抵押，除非银行傻了。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不允许跨省交易。为了支援“三州三区”扶贫，国家特殊规定“三州三区”整理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可以对口跨省交易。不过，“三州三区”集中在 高寒山区，农民房子拆了宅基地复垦形成的耕地实际上往往没办法耕种。为了完成脱贫任务，国家允许“ 三州三区” 跨省卖指标到发达地区，比如50万一亩 ，其实是国家对发达地区支援贫困地区的要求。

不过，即使为了扶贫，也没有必要用增减挂钩政策，更没有必要去拆农民房子。发达地区直接通过财政转移支援“三州三区”搞建设，比用增减挂钩政策工具要有效得多 。增减挂钩拆农民房子，转移支付的成本非常高，也是最为笨拙的转移支付手段。直接财政资源是最有效的手段。

最规范和最有效的财富再分配手段是税收。放着税收手段不用，指望增减挂钩折腾农民的土地，拆农民的房子，来再分配财富，是非常糟糕也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以为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再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就可以形成巨额财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疯狂的想象，也是目前土地政策最大的误区。

兽楼处：江苏也搞合村并居，和山东有什么区别？

贺雪峰：江苏情况比较特殊。苏南、苏中很发达，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建设用地，国家每年给到江苏的指标也相对偏紧，苏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严重不足。怎么办呢？江苏省就在全省范围搞增减挂钩指标交易，苏北拆农民房子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卖给苏南，苏南缺土地指标且财政比较有钱，就将苏北指标买过来。

比如说，苏北地方政府卖增减挂钩指标给苏南，一亩50万 。拆农民房子一户可以形成0.5亩指标，拆两户就可以形成一亩指标。而 安置农民一户可能只需要20万，这其中 苏北地方政府卖一亩指标就还可以挣10万元 。这也是苏北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很积极的一个原因。

我曾多次批评过国土部门，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土地资源不足而发展不起来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土地多了就发展起来了。

土地本来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需要土地，为什么不给？逼着地方政府去拆农民房子以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仅损害了农民利益，而且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化的成本，提高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土地政策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地方政府在拆农民房子时，为了减低成本，建设安置房的质量普遍不高。农民将自己的大房子扒了，住进楼上的小房子，质量又不好，还要倒贴几万块钱和装修费，农民当然不愿意。苏北农民也很不容易，很多农民房子被拆很多年都没有缓过来。农民带院子的大房子不仅是生活用房而且是生产用房。农民上楼了，楼上只有生活无法生产。没有生产，农民上楼了喝西北风？

就算是这样，江苏的情况在全国也不可复制。关键就是苏北可以将增减挂钩指标卖给苏南，但在山东，山东16个地市都在计划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都在搞增减挂钩， 山东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将无处可卖。山东省是东部地区，不可能向省外卖指标，山东增减挂钩指标指标只能在山东消化。

一个菏泽就可以形成100 多万亩指标，是全国一年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数倍。整个山东省十六个地市都在规划合村并居，通过拆农民房子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如此之多的指标，不要说青岛要不了，山东省要不了，就是全国也要不了。

我见过的所有政策里，增减挂钩是政策层级很低破坏性却极大的政策工具。政策试点的时候，小范围可能没有问题，大范围推广问题就不可收拾。

兽楼处：除了山东和江苏，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合村并居？

贺雪峰：苏北主要集中宿迁和徐州。河北也有一点，河南搞的范围也不大。我曾到河南调研，很多地方建社区，建了一半，楼的框架起来了，开发商和政府没有钱了，开发商破产破路了，房子还烂在那里。河南的教训很深刻，这次看起来没有贸然行动。

在中国，像山东这样去拆农民房子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南方。在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地方干部没有法律依据拆农民的房子，农民绝对是要和你拼命的。这是我的私产和祖产呀。

在山东以及整个黄淮海地区，村庄多为分裂型村庄，地方权力就特别容易介入到村庄。大规模拆农民房子逼迫农民上楼的事情绝大多数发生在黄淮海地区。

兽楼处：山东的合村并居是先拆后建，怎么看这种模式。

贺雪峰：要求房子马上就拆，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但你把我的房子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盖起来？都没有说法。很多被拆的农民只能搭一个窝棚。政府财政没钱了，指望开发商去建。开发商建到一半没钱也跑了，楼是烂尾的，农民在外面住几年的情况很普遍。苏北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现在还能让农民成了难民，实在是不可思议。

城市化趋势的确不可违背，但在全世界范围看，农民进城一般都是通过县城过度到地级市、再过度到大中城市。山东目前搞的城市化，是农民上楼的城市化。这里不可能有工业，不可能有产业，也就不可能有就业。这样的城市化显然是伪城市化。

山东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冒着财政破产的风险，将数千万农民困在既不是村庄又不是城市的地方。这不是历史大势所趋，而是瞎折腾。

▸ 哭泣的村庄：一个中国农大研究生的回乡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