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人口、土地、户籍制度，工业化可延长十年，将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

撰文/陈贤忠

搜狐智库《师说》经济学大咖系列访谈 第6期

本期嘉宾：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数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一时激起热议。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经济增速持续高位下行趋势，稳增长压力不减。

中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14.23%的最高增速，但近年增速下行压力颇大，以至到2018年的6.6%。稳增长的主张于是见诸媒体、学界、政策层、商界等。

但是为什么增速多年持续下行，稳增长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又还需要做哪些改革等问题，搜狐智库对话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

周天勇表示，总的来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有三大原因，并且，稳增长也需从这三方面着手采取相应对策。

第一，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经济增速相对人口增速滞后20年，也就是过去的20年，人口生育率走低、人口结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导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持续萎缩，拉低了经济增速。

第二，是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国际一般标准，结果是，应有的市民人数比实有的市民人数少得多，近亿农民本该转移到城市市民化，但没有。农民收入低下，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需求不足。

第三，是数亿农民得到的土地财产性收益和以土地为资本的创业收益微乎其微，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型的生产过剩，使得经济增速放缓。

以下是搜狐智库对话周天勇的精编版：

搜狐智库：2018年，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是6.6%，且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综合各方面因素看，您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近十来年，中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了最高位，GDP增长率高达14.2%，但在2008年经济增长有所下滑，学界当时普遍认为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外部因素冲击所致，所以在2008年底进行了刺激，2009年、2010年、2011年的GDP增速都在8%以上的速度。但之后从8的速度跌下来了，而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过去了，他们的经济都在回升，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下行，从7.9%下行。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当时有比较著名的两派，一派就是林毅夫教授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于外部冲击所致，即由于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欧美国家对中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减少而导致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在，他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在8%以上的增速持续15到20年。因此，他给出的政策就是说，不能任由增速下滑，可以靠投资拉起需求，从需求侧刺激，增速还会回升的。

另一派的代表是刘世锦，他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经很高，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受到土地、资源等的约束。此外，中国经济规模也够大，规模一大，速度就下降，他认为这是个规律。他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发展阶段了，2011年时中国人均国际元就到了11000美元，他说日本、韩国和台湾过了1万国际元的时候，GDP增速就会降下来。

到了2014年初，我觉得这两派的解释都成问题，我就想经济增速下行是不是跟人口有关，于是把从1949年到2014年与人口相关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等都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1973年以后的人口增长曲线和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曲线高度相似，人口增长快，20年后，经济增长也快，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相对人口增长滞后20年。

2018年，我们又把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的前20年人口增长和后20年经济增长的关系，也用数据进行验证，发现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只不过经济增长相对人口增长滞后20年。

所以，我认为前二十年的人口增长率对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主要是和生育人口减少有关的。如果生育人口没有减少，2017年有新增3亿人的话（即3亿人口损失），国民可支配收入会增加7万多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1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9%左右。而这3亿人的年龄将分布在1到44岁，其中，1到22岁年龄段和22到44岁年龄段，大概各占一半，如果说有这么多人口的话，就不会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生产过剩的问题。

而林毅夫的研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拉动内需以维持持续8%以上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稳定的人口规模作为支撑，而有支付能力的主力消费人口不断萎缩，就算产业结构升级成功，基础设施建设完毕，由于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生产可能会更加过剩，经济增速自然下滑。

此外，对于林毅夫和刘世锦他们的观点，我们当时对比了一下数据，台湾GDP增速从8%掉下来之前，持续高增长了48年，韩国GDP增速在落下8%之前持续高增长了43年，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是持续了33年，高增长时间比他们短了10年到15年。

另外，跟韩国和台湾地区比较，韩国和台湾从8掉下来那一年，他们的人均汇率美元分别是12094美元和14048美元，折算成国际元的话，那就都有2万多美元，也就不是说到了1万国际元经济增速就从高速下降到中速，而我们的GDP增速掉下8%的时候，人均GDP汇率美元才5447美元，折算成国际元也就是1万美元多点，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收入水平时是不应该出现高增速下滑的，但是却出现了。

综合来看，如果中国22—45岁经济主力人口（即20岁到45岁区间的人口）规模比现在多出1—1.5亿，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家庭日常消费、购买耐用消费品、购房、买车、旅游休闲、健康医疗等，将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进国民经济以8%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并且，时间还会长达15年左右，也就不会发生近年来来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下行的问题。

搜狐智库：生育率降低和人口增加放缓，制约经济发展，拉下增速，有具体的数据证据作为支撑吗？

周天勇：我们计算了人口损失所带来的消费损失、国民收入损失和GDP损失。这些损失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口减少，那么在消费、国民收入和GDP就有同等的增加。

在消费损失方面，我们分别计算了当期消费损失和积累的消费损失，我们的研究显示：2015年当年因生育管制减少新增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079.10亿元，占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0.49%；截至2015年，累积人口减少造成的消费损失为58002.14亿元，占到了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26.29%。

国民收入损失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2015年当年因生育管制减少新增人口损失的国民收入为1508.59亿元，是当年国民总收入673021亿元的0.22%；截至2015年，累积人口减少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为81087.86亿元，是当年国民收入的12.05%。

GDP损失方面，我们的研究表明：2015年当年因生育管制减少新增人口损失的GDP为3451.14亿元，是当年国民总收入689052亿元的0.5%；截至2015年，累积人口减少造成的GDP损失为185500.87亿元，是当年GDP的26.92%。

这三个方面的损失，都是累积变量，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还比较小，而随着经济主力人口从增长到增长放缓，再到负增长，消费需求收缩的规模、居民收入收缩的规模以及GDP收缩的规模都会越来越大。

搜狐智库：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周天勇：我们对前20年人口增长率与后20年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模拟，得出的结论是：1995—2014年人口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增长速度继续下行并进入到低增长区间，这会对20年后经济增速产生较强的下行影响。如果没有特别的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那么，2016—2020年经济增速将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30年间经济增速将从3%左右降到1%左右；而2030—2035年经济增速可能在1.3%左右，中国国民经济将进入和日本一样的长期低迷增长阶段，只不过日本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

搜狐智库：所以可以这么说，人口损失所带来的消费损失是近些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力的一大因素。此外，消费拉动不力还存在哪些因素？

周天勇：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从国际经济格局来看，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学习原来出口导向中国模式，大量剩余、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我们出口到美国、欧美等市场上的消费品逐步被越南、印度、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替代，就是你的出口空间和份额受到了挤压。

另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他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尤其是美国要让你大量进口他的东西，他不想要你更多地出口，因为他要缩小逆差。现在发达国家跟你抢夺市场，不仅你不能给他更多地出口，他反而到你的市场来，要让你大量进口他的东西。而我们制造业的成本，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能源成本、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税收成本，都要比人家高，你就失去市场竞争力了。

所以，以前的出口导向策略，依靠国外的需求来撑起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是现在的投资刺激不了消费。我们80年代的投资，大概投下去1个亿，投资有4000万，也就是40%可以转化为工资、消费。但是现在投资下去，像高铁、高速公路投资，就15%的工资转化率。投资房地产的转化率原来大概是40%到45%，现在也降到了25%。

比较而言，我们过去修一条路，对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是有很大作用的，但现在作用越来越小，没有经济的回流和循环了，就是说投资刺激不了商店，过去投资可以刺激到商店，但是现在对商店的刺激就小了。商店是什么？就是日用品、消费品。

我们谈消费，说的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消费欲望并不等于消费，我想吃十个馒头，但是我就只有五个馒头的钱，你有十个馒头的消费欲望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消费的基础是货币，就是你的收入，有支付能力的收入。

至于刺激消费，那没有收入，你刺激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一块消费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就是我之前说到的由于人口损失所带来的消费损失。

但如果生育率提高的话，刚生下来的人虽然没有消费收入，但需要消费。孩子生得多以后，一个好处是，政府就要调整原来的支出结构，比如说原来要多修一些高铁，孩子多了以后，就要多建一些幼儿园；原来不想给家庭减税，那对多生孩子得家庭就要减税，那修高铁的钱少了，吃奶粉的钱就多了，政府支出结构的转变对刺激消费也还是有用的。

搜狐智库：既然消费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要以收入作为消费基础，那么您认为哪些因素制约了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有何办法可提高国民收入？

周天勇：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要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即开放人口迁移；另一个就是要改革我们的土地制度，增加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收入。

先说人口迁移。由于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户籍管制，包括农村土地资产交易被管制而不能退出，城镇对新进城镇务工人口不提供同等的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及城镇房屋租售价格暴涨，使进城农民工无法进入城镇成为市民，形成了“青出老回、漂泊于城”的城市化现象。

我们算2017年的数据，第一类人，城镇户籍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100元。

第二类人，城镇非户籍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是24600元，这部分居民包含三部分，一部分是白领，没有城镇户口，但工作和生活都在城镇，人数占比5%左右；另一部分是工商业者，做小买卖这类的，人数占比15%左右；剩下的一部分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人数占比约80%。

最后一类就是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00元。

这三类人的收入消费率分别是67%、77%、81%的样子。那要刺激消费，特别是工业品，主要是后两类人消费的，所以后两类人的收入要提高。

总的来说，城市、大城市的就业机会要比在农村多得多，这是全世界的规律。我觉得，第一，他在农村种地，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万多，他要到城里就平均涨到22000多元，比待在家里收入高多了。你看变成城市户籍的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超过4万元了，而一个农民劳动力平均种九亩地，哪有钱可赚。

反过来，人口迁移管制造成了消费损失，我们的研究表明，以2016年为例，因人口迁移受阻还在农村的人口损失的消费需求为26665亿元，由于户籍管制不能转化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居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17150亿元，两项共计消费需求损失43815亿元，占到当年全年居民消费总额的18.52%。

人口迁移管制造成了收入损失，我们的研究表明，以2016年为例，因市民化滞后造成的城镇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间差距的收入损失为33260亿元，城镇户籍居民与农村居民差距的收入损失为44641亿元，两项共计为77901亿元，占到当年全国城乡总居民收入329375亿元的23.65%。

人口迁移管制对GDP产出造成损失，我们的研究表明，以2016年为例，原本积累应有9856万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市民，但由于人口迁移管制仍窝积在农村，而当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2.97万元/人，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为12.13万元/人，两者之比是1：4.08，2016年损失的GDP为90281亿元，是当年GDP的12.13%。

并且，这三种损失都有逐年累积的效应，积累越久，损失规模就越大。所以要增加收入，关键就是要让农民从低收入的农村转移到高收入的城镇，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力，使人口迁移，流动起来，进行市民化的城市化，提供城镇创业、就业的机会。

第二个关键的措施就是要改革我们的土地制度，增加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收入。

比较而言，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农民实际上有四项收入：

第一项是种粮食、搞畜牧、打渔这些收入；

第二项是务工收入，例如在农闲时去做点建筑活，这个叫工资性收入；

第三项收入是财产性收入，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块山林，我有一个宅基地，我要到县城去了，村里的宅基地我不想要了，或者是我有个鱼塘，我就可以交易出去，或者出租，这些收入就是财产性收入。

第四项就是创业收入。创业收入以地为资本，比如说台湾很多农民，他自己有一块地，如果规划合适的话，他就可以盖个加油站，盖个小客栈，盖个小加工厂，也就是说有土地资本收入。

但是在中国，农民只有种粮食和务工收入，但这个收入是很低的，种粮食你看现在不赚钱，务工收入比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要低多了，农民就这两项收入，那城乡差距怎么能缩小！

土地财产不让农民交易，不让农民获得，那就是农民几乎没有土地交易财产性收入。比如城镇居民，我有两套房子，那套房子我就可以出租，可以卖。但是宅基地，农村居民大概15%有两套宅基地，3%有三套以上宅基地，但是你不能在完全的市场上卖。你看我们2018年整个土地招拍挂了66000亿， 66000亿你分给农民多少？没有多少，几乎相当于1%、2%，你要是66000亿一半分给农民，那农民收入在GDP里比例马上就上来了。

另外，土地不能入股，不能拿来注册办企业，比如说我家里有个宅基地，我在风景区，如果宅基地可以入股，可以交易，可以定价，比如定价50万，或者25万。比如放活一点，我可以多加两层，我可以卖给别人，比如说两层我自己住，上面两层我让别人住，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我可以用来做客栈；第三种方式，你来投资，你拿钱25万，我拿地25万，咱俩弄一个客栈加上农家乐。但是现在都不允许，那农民就没有以土地为本的创业收入。

而从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看，2017年，居民收入比为43.6%，与国际的60%占比水平偏差了16.4个点；而居民消费比才30%，与国际的50%占比水平偏差了20个点，但如果把因为人口迁移受阻和干预土地的收入损失还原回去计算的话，居民收入比就可以达到60.14%，与国际一般占比水平相当。

另外是消费损失，我们也算了一下，因为人口迁移受阻和干预土地的损失还原成消费是11万亿，也就是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少了11万亿。但是我们2017年的工业产能过剩是83600亿，11万亿大于83600亿，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干预的话，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东西是能卖掉的，经济增长就不是现在这样。

所以我刚才讲，人口当然现在要放开了，如果我们进行户籍改革、土地改革，让农民能获得收入，让非户籍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话，就会解决经济增长率低的问题。

搜狐智库：为稳住经济增速下行速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除了您前面提出的开放人口、让人口迁移和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三大措施外，还有什么措施吗？

周天勇：那就是要把工业化延长十年左右，我们还有工业化的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满足，人均年支配收入13400元的5.7亿农民和人均年支配收入24600元的2亿多非城镇户籍常住居民，他们对工业化品的需求还没有满足。

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延长工业化时间，那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这个战略来延长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时间。从发展经济学上讲，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就是高速增长时期，如果工业化结束就转入低速增长了，之后就是服务业化。

但服务业化实际上是拖累经济增长速度。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鲍莫尔，他发现一旦某个国家的经济很快进入服务业化，就是产业结构里第三产业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就从高速迅速向低速，简单说，他的理论就是说，工业化时期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劳动成本比较高，所以服务业阻碍经济高速增长。

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要通过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一定要快于GDP增速2个点，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比和居民消费比到国际的平均水平。把这个结构给调过来，这才能解决生产过剩，才能拉动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增长。甚至居民钱多了，收入多了，还可以消化一部分国外商品，这样整个国家就活了，整个经济循环就理顺了，这样才能保证增长速度，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